當然，這樣的悖論并非光伏所獨有。
　　回頭看去，紡織、鋼鐵、水泥、汽車、風電等等，不都曾經上演過類似的荒誕劇么。
　　盡管三令五申嚴厲警告，盡管收緊審批抬高門檻，但這一產業發展模式，卻仍在宿命般地循環，并延展到了風電、光伏等新興產業頭上。而努力了多年的產業調整與結構升級，也因此至今仍無根本性的轉變。
　　其間最根本的原因，或許正如光伏行業在中國的發展所表現出來的邏輯顛倒一樣——在財富和GDP效應的刺激下，地方政府紛紛與企業合力推動地方光伏產業大干快上；然后在行業蕭條企業生存艱難時，地方政府又開始紛紛動用財政施與救助——市長干了企業家的活兒，企業家則站在了市長的立場上來考量企業的發展策略。
　　正是這種市場與政府兩只手的左右互搏及其牽扯不清，衍生出了中國式的產業發展邏輯。
　　終于，尚德這個身背著無數“最”字光環的行業龍頭倒下了。對于產能嚴重過剩的光伏制造業來說，對于習慣了蜂擁而至且相信有政府兜底的中國資本來說，尚德破產所顯現出來的政府不再兜底的信號，顯然具有更為直觀的警示價值。
　　而這，也遠比政府三番五次警告行業過剩更具有市場教育意義，其效果也會良好得多。
　　對于中國的企業家和創業者們來說，尚德破產的價值還在于，該如何理解和處理創業者與企業的關系、與政府的關系、與市場的關系、與資本的關系，以及如何平衡事業與自身欲求的關系。
　　施正榮及其所創辦的尚德電力，對于中國光伏行業的發韌而言，其功至偉，這絲毫不需要掩飾。但由此就要求施個人承擔起企業家群體的道德楷模責任，甚至成為一個需要超越他所處環境的道德標桿，恐怕也的確有些強人所難。
　　拋開其對于中國光伏行業的開創意義不談，尚德電力也不過就是一家成長更為快速、活得還算久一點兒（按照中國企業平均不過三年左右的壽命來講，十歲的尚德的確算得上長壽者）的民營企業罷了。
　　而對于常被冠以“草根”稱號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來說，野蠻生長的叢林法則，并非昨天的記憶，而尚是今天的現實。這并非是要為施正榮開脫，而僅僅只是陳述一種現實。要一個原本就對財富充滿渴求和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從財富的桎梏中超脫出來，這無疑也是對人性的巨大挑戰。
　　當然，這也正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企業家們需要深思的問題之一。
　　對于一個處于轉型時期的社會來講，“施正榮”們，的確應該擁有遠比完全市場經濟環境下的企業家更大更多的社會責任。其中，包括承擔起最基本的企業家道德責任，以及站在轉型社會的立場上來理解并處理好創業者與企業、政府、市場以及資本的關系，更重要的是，要遏制住缺少制度制衡和監管的內心欲求。
　　即或僅僅從自利的角度，擁有更多財富的“施正榮”們，也遠比一般人更需要一個沒有“偷竊”和“掠奪”的發展環境，他們有責任和義務，為構建這樣一個環境付出更多。
　　在這個意義上，施正榮對于尚德電力及其投資者的“偷竊”與“掠奪”——如果它們最終被證實的話，就該付出應有的代價。
　　一如尚德電力近日為破產重整提出的口號“破產不停產，重整為重生”一樣，我們期望這個曾經的標桿企業，能夠汲取教訓，重整后再出發，乃至登上更高峰。當然，這種期望，也包括對施正榮以及“施正榮”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