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發電》雜志：能具體講講設備融資租賃的操作方式嗎？
　　孫建波：比如，由我們承擔項目的EPC，根據業主屋頂大小設計安裝一套光伏系統，所有投資由融資租賃機構先行承擔，包括我們的EPC成本和設備費用。然后，由業主分三年、五年或者八年等年限，每年固定還款給融資機構。在業主還款結束前，這套系統的產權歸融資機構所有，在約定還款年限到期且業主還款結束后，系統產權轉交業主，產生的后續收益也完全由業主接手。
　　這種模式與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不同之處在于，后者是根據業主實際的能源節約效果來獲得回報，而前者則是分期收回固定的投資，不承擔市場風險。另外，項目的實際投資者是屋頂業主自己，而不是外來投資者，這省卻了許多溝通成本和交易成本。
　　目前，這種融資租賃的方式在一些發達國家市場被廣泛利用，效果也非常好。
　　對于光伏設備制造企業而言，由于這種模式的投資資金來源于銀行等融資機構，自身不再承擔系統投資，且銷售產品的回款也不存在問題，因而可獲得良性循環。
　　而對業主而言，由于融資問題得到解決，且可通過后續電費收益參與還款，投資壓力大大降低。
　　所以，在當前市場情況和政策背景下，融資租賃及類似的投融資模式可以在促進分布式光伏發展方面，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

　　《太陽能發電》雜志：那么，您怎么看待設備制造企業直接投資光伏電站的做法？
　　孫建波：我覺得，上游制造企業投資電站，更像是在賣設備，電站投產之后都在積極地尋找買家，因此其投資電站僅是權宜之計。而按照目前情況來看，電站的出售，將越來越難。
　　而且，這種做法可能更適合規模較大的企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高，不合算。大企業的融資成本相對低一些，且還可以通過投資電站來解決制造端的融資問題。比如一個100 兆瓦的電站投資需要10 個億，本來這個企業生產方面的融資能力已經沒有了，財務報表可能都是負的，銀行不再融資給他，但現在他開始投資電站，如果電站的投資收益有保障，銀行就愿意貸款給他。

　　《太陽能發電》雜志：但問題是，現金流是制造業的生命線，投電站不是把資金鏈活水給“冰封”起來了嗎？
　　孫建波：小企業的融資成本高，的確不適合投電站，但一些大企業還是可以投資一部分的，比如在甘肅、青海等能夠把發出的電能送到電網的地區，如果政府補貼資金拖的時間不是太久的話，還是可以適度投資的，但確實應該慎重。
　　對大多數光伏制造企業來說，投資電站僅是權宜之計，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現在產業鏈中游的產能和產品庫存已經形成一個巨大的堰塞湖，而投資電站是一個比較現實的出水口，至少可以短期緩解嚴峻的供需失衡，但要避免出現與制造環節一樣的投資過熱。
　　另外，目前光伏全行業的現金流都非常差。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所有的利潤率都是假的。
　　所以，真正的方向還是要促進市場需求的產生，并保障所有相關者都有利潤。也就是說，在這個市場上，有人愿意投資建設電站，有人愿意買，也有人愿意賣，且大家都在這個商業運作中賺到利潤。
　　而我們這個市場的最大問題在于，從源頭上的資金鏈已經斷掉了。

　　《太陽能發電》雜志：您怎么看待一兩年內光伏行業的發展形勢？
　　孫建波：如果說還是靠電池組件廠家、投資公司或者發電集團去投資分布式發電，我覺得這個行業的發展前景是比較糟糕的。
　　也就是說，如果光伏應用還是依靠光伏人“自娛自樂”的話，是沒前途的。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引導全社會對光伏電力的消費。簡單地說，對于分布式光伏投資者而言，不僅自身可以用上綠色的電力，還可以通過賣電再賺點錢。這就是良性的發展，就能夠推著這個市場自動往前走。如果僅僅靠宣傳環保意識去推動光伏的安裝，恐怕大部分的人都還很難接受。
　　另外，包括投資、建設、并網、銷售、回款等整個系統還得具備便利性，不能太復雜了，不然也會降低大家的投資積極性。
　　以澳大利亞舉例來說，其居民屋頂系統安裝完成后，政府通過衛星地圖查看項目的安裝情況，再通過業主在政府網站上傳的文件和數據，確認以后就可直接發放補貼，根本不必派人到現場核查。而融資方面的模式也很清晰，基本就是政府給一半，居民出一半。對于項目參與各方來說，這是個規則清晰、充分競爭的市場，沒有那么多不確定性，因此無論是投資者、EPC、供貨方還是金融機構，大家都很清晰各自的市場角色，都知道自己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
　　而國內的市場，可能還需要在政策層面架構一些體系性的東西，以讓這個市場能夠在一種比較完善和規范的體系下運轉，應該由政策來推動光伏應用的社會化發展，而不是依靠光伏企業自求出路。如果解決不好這些問題，我個人并不看好短期內的行業發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