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政府對尚德的各種支持和幫助，也就完全超出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超出了市場經濟所能夠承受的政府對待企業的態度，落入了俗話所說的“七分幫忙幫倒忙”的怪圈。更要命的是，就在施正榮已預感到風險逼近，并采取資產轉移方式，將風險留在國內、留給政府的時候，無錫市政府卻還渾然不知，仍在不遺余力地將各種資源與資金、政策與條件輸送到企業之中，并為施正榮轉移資產、轉移利益提供很大空間。如果政府熟悉和了解尚德的情況和施正榮的暗度陳倉之計，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阻止其轉移資產、轉移財富、轉移利益，讓施正榮拿得起也放得下。那么，或許尚德還不至于出現這么大的漏洞，留下這么高危的風險。
　　可惜，這一切都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發生了，直到風險實在捂不住了、債務實在躲不開了，才匆匆采取防范措施，只是已錯過了時機，一切都已太晚了。
　　事實上，用債務累積起來的無錫尚德，從施正榮成為中國首富的那一刻起，就已達到了風險隨時可能爆發的地步。問題是，在政績的“饑渴癥”下，只要風險不徹底爆發，一些地方官員就都能容忍。他們唯一想做的，就是風險不要在自己的手上爆發。
　　類似問題，再往前推一點，包括江西賽維在內的其他新能源企業，也同樣存在，同樣十分嚴重。只是，誰也不愿去揭開這個秘密、刺破這個問題泡沫。
　　這既是地方政府可敬的地方，也是地方政府可悲的地方。可敬的是對經濟發展的熱情，對培育大企業、大企業家的決心。可悲的是，多數地方的政府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企業、什么是真正的企業家。在相當一部分地方和官員眼中，但凡只要能在他們當政期間能為政績錦上添花的，都是好企業、好企業家。
　　所以，在中國，要想成就一名真正的企業家，實在是件太不容易的事。因為，他必須先滿足政府及其官員的積累政績的需要，其次才是企業發展。也正因為如此，如果說無錫尚德還留下什么有價值的東西，那就是對政府到底應當為企業和企業家做些什么、怎么做的思考。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新的尚德、新的賽維還會不斷出現。而施正榮式的企業家，也會越來越多。（作者就職于江蘇省鎮江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