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共山也提到，海外市場的提升是一方面，國內需求也沒有絲毫的減弱趨勢。“國內的相應政府機構對光伏的支持措施較多，對國內光伏產品的需求也起到了一定支撐作用。”他說道，目前國土資源部在做相應的土地調研，研究從土地端支持光伏產業發展；國家能源局則在規劃更多的“超級領跑者”及新的光伏扶貧項目，下半年將出臺一些舉措；部分金融機構如中國人民銀行也在研究如何完善清潔能源補貼基金。

　　

　　而剛剛推出的“綠色證書”(下稱“綠證”)交易，也同樣成為近期市場關注的焦點之一。由于“綠證會替代光伏電站補貼”的這一坊間猜測并未獲得實質性推進，因此也未能對現階段國內光伏市場的火熱帶來沖擊。

　　

　　“綠證”實際是指一些需要購買綠色電力的企業，向擁有電站的運營商買指標，從而滿足相關節能環保要求。6月12日，國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稱，已向提交申請的華能、華電、中節能、中水顧問等企業所屬的20個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核發了我國首批綠證，為7月1日起即將試行的綠證自愿認購交易奠定了重要基礎。數據顯示，被核發的230135個綠證，總計的表征上網電量共23013.5萬千瓦時，所獲綠證項目主要分布于江蘇、山東、河北、新疆等6個省份，合計裝機容量112.5萬千瓦。

　　

　　“綠證是一種嘗試、補充的形式。它在部分國家實行得不錯，所以中國政府希望借鑒綠證的方式來解決一部分清潔能源補貼的問題。”朱共山表示。

　　

　　瞿曉鏵也對記者說道，綠證在前幾年就有所提及，“但它的出現，并不等同于光伏財政補貼就被取消了，這只是一種猜測而已，國家相關部門也沒有說過綠證要取代補貼。從我了解的時間表來看，今年是綠證的自愿認購期，未來逐步變為強制性的采購方式，相關部門可能希望通過1年的時間來培養市場、收集經驗直至逐步推廣。”

　　

　　他也指出，盡管市場曾測算過，光伏補貼的缺口還有數百億元之巨，“但我覺得，電站項目如果證照齊全且已并網發電，都會被記錄在案，這個補貼缺口是應補齊的。綠證這種新機制的推出是好事，但財政補貼是政府對于上網電價的支持，兩者并不相同。”此外也有業內人士指出，國家如果要執行綠證的話，要強制五大發電場及其他高耗能產業(如水泥廠、鋼鐵廠)購買，才可能落實。

　　

　　協鑫集團一位管理層也對記者說道，“目前光伏企業是用補貼從銀行拿貸款，如果補貼出現問題，引致銀行壞賬，最后影響的是銀行，因此補貼取消的可能性也并不大。3、4年后，光伏發電按照目前的技術進步和成本降低路線，已能逐漸接近于核、氣的發電成本，那時或許就不需要國家對光伏電站進行補貼了。”

　　

　　國家能源局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司的一位官員也曾撰文指出，“不是所有的新能源發電項目都可以獲得(綠色)證書。因為證書交易的價格主要是對財政補貼的替代，所以對于市場化程度較高、具備競爭優勢的水電和未實行分攤機制的核電并無綠色證書的需求。”

　　

　　上述官員認為，為避免全社會成本太高，綠證制度應優先應用于具備較大成本下降空間、與化石能源成本比較接近的風電和光伏電站項目，作為推動最終平價上網的“臨門一腳”的政策。而對尚處于產業化初期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的海上風電、分布式光伏發電、太陽能熱發電建議仍延續目前標桿電價的扶持政策體系，即從全社會征收附加分攤，直到產業技術體系逐步完善，成本有較大幅度下降為止，甚至可以采取特許權招標的模式，鼓勵通過良性的市場競爭迅速降低成本。在此之前，可以考慮由國家適度控制發展規模，避免對高成本的新能源發電項目激勵過度導致建設規模過大，最終推高全社會的用能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