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美國資本市場運行模式與清潔能源投資的特點并不匹配

　　盡管美國擁有高度發達的資本市場，但從當前運行模式看，資本市場還沒有為清潔能源項目融資做好充分準備，主要體現為如下幾點。

　　資本市場往往存在決策短期化的傾向，更看重短期回報，對于氣候變化等長期挑戰還沒有充分考慮。換句話說，氣候變化風險及相關的環保政策行動尚沒有充分“內部化”。

　　資本市場投資者非常看重流動性要求，流動性高的資產往往具有高估值。然而，由于清潔能源項目十分復雜、面臨很高的技術風險、投資回報期很長、參與者有限等原因，往往不能滿足投資者對高流動性的要求。

　　缺乏必要的金融基礎設施。清潔能源行業歷史不算悠久，缺乏有關投資項目以及投資結果的充分數據。投資者經常很難理解項目的真正意義以及潛在收益和風險狀況，從而影響了對投資的判斷。

　　相關的金融創新尚缺乏法律支持。在美國傳統的油氣項目中，一種特殊的組織形式——“業主有限合伙制”（MLP）被廣泛應用，主要原因在于MLP具有有限責任、稅率極低、靈活性強、相對回報率高等優勢，對投資者，特別是個人投資者很有吸引力。目前，美國不少金融中介機構都呼吁將MLP作為清潔能源項目的主要組織方式。然而，在現行法律下，MLP只適用于傳統油氣資源的開發，不能運用于風力、太陽能等清潔能源的開發項目中。

　　近年來，我國清潔能源投資持續超過美國，我國綠色金融在綠色債券等細分領域的發展勢頭也超過了美國，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就可以高枕無憂。無論是化石能源向清潔能源的轉型，還是支持這一轉型的綠色金融體系的發展，對于中美兩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而言，都是嶄新的課題，都處于探索學習階段。美國遇到的許多問題在我國也同樣遇到。因此，美國的經驗可以給我國清潔能源發展帶來一些啟示。

　　1.政府應向市場傳遞清晰明確而前后一致的信號

　　金融是市場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金融市場參與者的行為依賴于清晰、穩定、可預期的公共政策。美國歷屆政府對能源轉型前后不一的態度以及對化石能源采取的巨額補貼政策，不利于金融體系對清潔能源投資的支持。

　　在我國，綠色轉型和綠色金融發展過程中也存在政策模糊和不一致之處。例如，在綠色債券的“綠色”界定方面，央行主導下的綠金委標準和發改委標準之間存在差異，而且兩個標準缺少互認，對市場形成一定困擾。再比如，我國綠色發展并不完全排斥化石能源的使用。在此情況下，化石能源政策如何與清潔能源政策相互協調，如何把握好二者的度，需要特別注意。不解決這些關鍵問題，就無法避免政策的模糊性，也無法引導金融市場形成正確的預期。

　　2.能源轉型和綠色金融發展需要全方位的政策組合，不能單純依靠財稅激勵

　　美國吸引金融市場支持清潔能源投資，主要依靠稅收優惠政策；在我國，財政補貼是推動清潔能源投資的利器。然而，不管是在我國還是在美國，單純依靠財稅激勵都被證明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依靠更加全面的政策組合。財稅以外的政策包括：加大企業環境違法的懲罰力度；建立強制性的上市公司和發債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優化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降低投資者對綠色資產的“搜索成本”和信息不對稱水平，增加綠色投資的吸引力，等等。

　　3.鼓勵資本市場創新，增強資本市場對能源轉型的支持力度

　　在我國，發展迅速的綠色信貸、綠色金融債等均是以銀行作為向實體經濟的主要融資渠道，資本市場的作用遠遠沒有發揮出來。相比之下，盡管現階段美國資本市場對清潔能源投資的支持力度還很不夠，但憑借其雄厚的實力以及創新精神，一旦解決了政府態度、法律框架等問題，綠色資本市場預計將發展非常快。這啟示我們，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資本市場的創新步伐不應該停止，否則無法滿足實體經濟轉型的需要。（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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