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圖表里,是中國總裝機容量最大水電站中的十三座。三峽、大唐、國電、華能、中電投等眾多央企或國企的名字之間,民企漢能控股是個特殊的存在。其主導建設的金安橋水電站,是全球水電史上罕見的由民營企業施工建成的、百萬千瓦以上裝機的水電項目。 對于這個獨特的樣本,很多水電行業的資深從業者都會感慨三個“不易”:金安橋項目能夠
“我要去北京念大學,念重點大學”
在劉興榮眼里,李河君對許許多多漢能人影響最大的,是他身上的那股子倔勁:“定了目標,一定要做成,死也要做成。”
少年時期,這股倔強已顯露無疑。
1983年,高二的李河君提前參加高考,被廣東惠州師范學院錄取。同鄉人眼中滿是羨慕,那個時代,考上大學意味著能夠脫離農村,捧住鐵飯碗。
但李河君卻當著全家人的面,撕掉了錄取通知書:“我要去北京念大學,念重點大學”。
第二年高考,李河君報考的全部都是北京院校。然而公布的成績,距離他報考的北京各大學的分數還有距離。
看到自己的分數后,他斷定,這結果不對。英語考試從不下90分的他,高考只拿到54分。他帶著疑問找校長和教導主任,但校方也無可奈何。
李河君不顧別人勸阻,一路來到廣州,找到廣東省教育廳。幾經努力,他說服了相關負責人,為他查分。
果然,他的分數被登記錯誤,他英語考了96分。幾經波折之后,李河君如愿被北方交通大學(現在的北京交通大學)錄取。
身邊人對他的評價,從此多了“不認命”這三個字——過去三十多年一直如是,時至今日,依然如昨。
國家電力改革初期,李河君付出諸多努力,聚集了一大批從體制內走出來的水電專家。劉興榮表示,當年與他一同考察金安橋項目的50多位專家中,高級工程師就有36位。這是李河君做金安橋的技術底氣。
而他們在李河君的影響下,也有了一股不認命的倔勁兒。
漢能控股集團董事局副主席馮電波回憶,金安橋項目在建設高峰階段,建面最長達13公里,同時施工人數達數萬人。
但整個項目就像一個“巨大而順暢的機器”,每一個施工人員,都如同一個精良的工件。為了確保了金安橋項目的進程,他們廢寢忘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劉興榮直言,金安橋項目不僅是李河君一個人的,它屬于每一個漢能人:“施工現場的每一個人都在揮灑汗水,而支撐項目持續投入的人,也都憋了一股子勁兒。”當時負責籌集資金的馮電波、王勇等人,不斷給自己打氣,要盡可能多地爭取到一些社會資本。
這股“不認命”的狠勁兒,從那時起開始一點點打磨漢能人的脾性。到后來,漸漸演變成了漢能強悍執行力的根源。
“到時候再建電站,就輪不到漢能了”
對企業家而言,冒險無疑是一把雙刃劍。而李河君用自己的方式,給這把利劍套上了劍鞘。
熟悉的人知道,他從來不把持有多少不動產,看做資金的首要目標,他更看重的是那些具有投資風險,但初始階段并不存在優勢的清潔能源。
執拗的清潔能源夢背后,隱含著冒險家氣質,也包含著他的戰略眼光和社會責任。
正因如此,當初他被打上了“瘋”、“傻”的標簽。
他曾擁有鐵路運輸的優勢,卻不再做擅長的貿易;手中的礦泉水廠獲得瑞士汽車拉力賽青睞,卻送給了朋友;已經投產的礦業,被他停掉……
他的目標,只有清潔能源。
1999年初,他簽下了位于廣東河源的粵北東江木京水電項目。在當時的河源,當地的人均用電一年才400多度。公司內部一片反對,沒有人看好這個項目。
劉興榮回憶,做項目調研時,上至國家發改委電力工業部、廣東省政府,下到河源市供電局,都向他傳達著一個態度:木京項目,根本不可能上馬。甚至一位電力工業部的朋友,沒有絲毫猶豫便斷然拒絕。
那時,受亞洲經濟危機的影響,全國燃油發電全部倒閉,在建百萬級以上燃煤火電停工,已建成水電只有60%裝機發電,沒有人看好建水電站的未來。
但李河君不這么認為。他的判斷是,深圳的人均用電已經超過3000多度,而發達國家人均大概4500度,改革開放未來幾年,用電量大增是必然趨勢。河源雖小,卻蘊含潛力。
“到時候再建電站,就輪不到漢能了。”
另一方面,國家政策也開始支持小水電建設。廣東省出臺政策,農村小水電5萬裝機以下,可以申請50%的廣東省電力基建貸款。資金的支持,也讓李河君看到希望。
巧合的是,因為金融危機,施工和設計單位幾乎沒有新項目。李河君的水電工程很快獲得種種優惠。“當時設計院對我們說,設計費可以等銀行貸款下來再給;7、8個施工單位來搶標。”劉興榮回憶。
當時,漢能工作人員的足跡遍布東北、天津等多個地區,只為尋找質優價廉、性價比更高的機組設備。哈爾濱電站設備集團甚至打出折扣,他們眼中,木京水電站是產品進入華南地區最好的廣告。
就這樣,3萬千瓦裝機的木京水電站,從2000年開始建設,2001年就并網發電,成為當時民營企業的壯舉。
作者:郭少 來源:經濟觀察報
責任編輯:wutongyu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