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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PA的運行機制

　　成立后的高級研究計劃局，折騰過幾次改名，從1958年最初創建時的ARPA，到1972年3月改名為DARPA（Defense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再到1993年2月改名回ARPA，至1996年3月再次改名為DARPA。

　　DARPA并不能算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科研機構，因為他并不從事與具體的研究工作。他更像是一個國家設立的風險投資機構，專門投資和管理一些“高風險、高收益、前瞻性”的基礎科學研究。

　　在這里，創新幾乎沒有門檻。年輕的科學家們，可能只需要憑借和局長簡短的幾句交流，就能拿到數以百萬甚至千萬美元計的項目資助經費。而對于人才的選用，DARPA則更是不拘一格。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菲洛斯原本是希臘的一位電梯修理工人，業余時間關注“粒子回旋加速器”一類的前沿科技。正在美國頭疼如何防御蘇聯人導彈的時候，這位“民間科學家”提出一個驚世駭俗的方案——每年在大氣層中引爆數千枚核彈，以在大氣層上方造成由高能電子組成的能覆蓋全美的“天穹”，可以將來襲蘇聯洲際彈道導彈攔截在飛行軌道上。

　　這個聽起來像是要毀滅地球的計劃，卻得到了赫伯特·約克等人的大力支持。這項名為“137號工程”的實驗，DARPA不僅鄭重其事地給予了充足的研究經費，還組織了一批當時科學界最嚴肅意義上的頂級科學家和思想家，來協助克里斯托菲洛斯完成計劃。他們當中，有粒子物理學家、理論物理學家、天體物理學家、化學家、數學家以及一名經濟學家和一名核武器工程師。日后正是這些人提出了“6 夸克”、蟲洞和量子泡沫等概念。其中兩人，尤金·威格納和瓦爾·菲奇后來還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這項研究，促使了人類首次電磁脈沖炸彈的試驗。2014年，由趙又廷、黃渤等人主演的《痞子英雄2:黎明升起》，那顆瞬間讓全香港斷電斷水，陷入一片死寂的EMP炸彈，正是這項技術的科幻版本。

　　在DARPA內部，最常常聽到的一個詞語是“改變世界”。DARPA的主要責任，是不斷發現從事“未來”研究工作的人才和新思想，并加速向“現在”轉移。其工作重心，不是現有技術的逐步改進，而是技術的革命性創新。

　　DARPA不從事具體的研究工作，所有的具體研發都外包給斯坦福大學這樣的高校，或者洛克希德·馬丁這樣的防務承包商來完成。DARPA的核心人才，是一支精悍的項目經理團隊。這批項目經理大多數由創新意識極強的優秀科學家組成，他們作為整個項目的指揮中樞，在每個項目體系中擁有絕對權威。

　　目前DARPA每年雇傭約120名項目經理，每人任期5年左右。實行任期制的目的，是為了源源不斷的引入新鮮的思想和創新活力，杜絕機構的官僚化。這些項目經理，每年負責1000-5000萬美元不等的經費，每人管理著一個或多個項目，在經費支配方面擁有非常高的自主支配權。除了統籌協調研發進度外，還負責與應用方對接，完成產品向軍方的移交。

　　這種短期任職制度還有一個好處，可以時刻提醒項目經理，必須抓緊有限的時間來完成手中的工作。信息創新辦公室項目經理邁克·沃克說：“感到時間的流失才是核心。這是人們探索未知領域的動力，促使人們提出建議，構建原型及全部�！�

　　和所有的創新型組織一樣，DARPA的組織管理極為扁平化�？v向分為局長、辦公室主任和項目經理組成的三級垂直管理機構，橫向分為6個技術辦公室、3個專項計劃及技術轉移辦公室，以及7個職能保障辦公室。

　　DARPA的創意來源十分多元化，除了鼓勵從科幻大片中尋找靈感外，DARPA還會以各種方式向全社會征集創意——包括面向社會舉辦的各類新技術大賽，以及工業日、開放日等活動。除此之外，DARPA還有一批專門合作的智庫，如著名的JASON國防咨詢小組[4]、蘭德智庫，以及各軍種的科學委員會。

　　研發和咨詢統統外包，DARPA只從事最核心的項目管理和投資工作。這種小核心、大協作的運營模式，讓DARPA得以成為一個高效運作的機構。

　　軍民融合，是DARPA的另外一大特色。DARPA認為，即便是最具有革命性和希望的新觀念，只有被整個軍隊或全社會投入使用，才能“改變世界�！睘榇�，DAPAR建立了基于軍事需求引領的軍民協同論證機制。成立了專門的辦公室負責技術轉移。

　　作為一個擁有特殊地位的準獨立機構，DARPA的匯報機制也十分簡單。創辦之初只需要直接向美國國防部長負責，現在則是向分管研究與工程的國防部副部長報告，不受來自外部的其它任何部門或個人牽制。

　　這種創新思維超前，高流動、扁平化、小機構的管理模式，也成為日后影響DARPA發展的一把雙刃劍。既讓DARPA得以成為最高效的前瞻科學研究機構之一，也常常因為創新理念過于超前，而導致與各軍種的現實需求產生矛盾，項目受到軍方的阻礙。

　　過于激進的技術創新、人員流動過快，也給后續的持續發展和技術融合帶來困難。以至于很多技術半途而廢，缺乏后續的推進，日后很難融入現實的商業應用之中。

　　但是我們無法否認，DARPA的模式在當時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尤其在冷戰期間，成為引領美國科技創新最耀眼的一面旗幟。那些成功孵化出的作品，也一件件從軍方走向民間，從美國走向世界，成為點燃全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催化劑。

　　在DARPA的工作動力里，一切都是為了能讓美國“贏得戰爭”。從互聯網到人工智能、機器人的研究，都與戰爭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