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立足我國能源資源稟賦，堅持先立后破，有計劃分步驟實施碳達峰行動，深入推進能源革命，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這是在十年來我國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績后，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提出的能源發展新方略。能源的綠色低碳轉型已經成為當前全球新一輪產業和科技革命最主要的驅動力之一，我國在推進能源革命領域邁出的每一步，都關系到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推進，關系到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順利實現。

我國十年來能源轉型中的成效與突破

十年來我國能源低碳轉型邁出堅實步伐。我國以年均3%的能源消費增速支撐了年均6.6%的經濟增長，全國單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計分別下降了26.4%和34.4%，2021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從2012年的68.5%下降到56.0%，年均下降1.4個百分點，是歷史上下降最快的時期。2021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從2012年的9.7%上升至16.6%，非化石能源消費量已經占到全球約1/4，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首次超過煤電，裝機容量達到11.2億千瓦，占發電總裝機容量的比重為47%，新能源發電量首次超過1萬億千瓦時。其中，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裝機均超過3億千瓦，風光發電裝機規模比2012年增長了12倍左右，海上風電裝機躍居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裝機量十年來增長了約3倍，全球裝機占比超過了30%。

十年來我國能源低碳政策體系持續完善。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首次提出“四個革命、一個合作”能源安全新戰略，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建設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201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國家能源局發布了《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明確2020年后“新增能源需求主要依靠清潔能源滿足”“展望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超過一半”等目標。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2021年“十四五”規劃《綱要》和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重申要深入推進能源革命。我國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中更是明確提出“以能源綠色低碳發展為關鍵”并將“能源綠色低碳轉型行動”作為碳達峰十大行動之一，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目標進一步更新為到2025年、2030年和2060年分別達到20%左右、25%左右和80%以上，其中到2030年的目標相比于之前提高了5個百分點。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提出要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在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中提出要創造條件盡早實現能耗“雙控”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轉變。《關于完善能源綠色低碳轉型體制機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見》《“十四五”現代能源體系規劃》《能源碳達峰碳中和標準化提升行動計劃》等陸續出臺，為能源高質量發展提出了一系列更為具體的激勵約束政策。

十年來，我國能源低碳產業投資迅猛增長。根據彭博新能源財經（BNEF）最新的統計數據，2021年全球能源轉型投資總額達7550億美元，其中中國投資額達到2660億美元，約占全球投資總額的35.2%，約為同期美國水平的2.3倍，十年來占據世界榜首。我國在十年間建立了完備的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等清潔能源裝備制造產業鏈，建成了全球最大規模的電動汽車充電和加氫網絡。我國目前正在沙漠、戈壁、荒漠規劃建設規模為4.5億千瓦的全球最大的風電光伏基地，同時分布式光伏、海上風電、核電基地規劃建設規模也位居世界前列。回望2012年我國光伏企業歷經歐美“雙反”生死困境，2022年全球光伏企業20強中有17家是中國企業，其中前11名都在我國，為全球市場提供超過70%的光伏組件。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新能源汽車銷量僅為12791輛，而到了2021年該數字已經躍升至352.1萬輛，新能源汽車保有量目前已突破1100萬輛，已占全球50%左右，產銷量連續7年位居世界第一，核心部件電力電池裝機量前十大企業中我國占據了6家。在“雙碳”熱潮下，光伏、風電、儲能、氫能和新能源汽車板塊在資本市場持續保持高估值，品牌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都在大幅提升。

全球能源轉型出現的新形勢和新挑戰

全球氣候變化觸發新的臨界條件屢創高溫紀錄。受經濟刺激影響，2021年全球能源活動二氧化碳排放強勢反彈6%左右，是1990年以來的最高增幅，世界氣象組織新發布的《2021年氣候狀況報告》揭示全球平均溫度已經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約1.11攝氏度，全球氣候變化形勢更為嚴峻，溫室氣體濃度、海平面上升、海洋熱和海洋酸化指標再創新高。2022年夏季，高溫事件席卷全球，多國報告了超40攝氏度的極端高溫。根據世界氣象組織信息，2022年7月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三個7月之一，平均溫度比1991年至2020年參考期高出近0.4攝氏度。我國從6月13日開始的區域性高溫事件綜合強度也已突破1961年有完整氣象觀測能力以來的歷史紀錄。此次“超強高溫”的表象是北半球大氣環流和副熱帶高壓的異常，深層次的原因則來自全球氣候變化。破紀錄的熱浪、肆虐的野火和干旱接踵而至，給民眾生活、農業生產、工業經濟都造成了負面的影響。在過去50年里，有記錄的災難數量增加了5倍，經濟損失增加了7倍。洪水、干旱等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頻率已從上世紀70年代每10年711起增加到21世紀每10年3000多起，強度及嚴重性都顯著增加。根據世界氣象組織及主要國家觀測預測的結論，未來持續性的高溫天氣將成“氣候新常態”。

全球能源供應遭遇局部短缺及價格上漲的周期。在多重因素疊加下，過去兩年能源價格出現了自1973年石油危機以來的最大漲幅，能源供需矛盾和安全問題更為突出。因為俄烏沖突升級、前期疫情防控、極端高溫天氣等影響，歐洲能源供應不確定性風險加大，造成油氣、電力價格持續上漲和急劇波動，對生產生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歐盟批準控制能源價格緊急措施，采取限電、限價、征收暴利稅等措施，歐盟成員國同意在2022年12月至2023年3月期間主動減少10%的用電量。部分歐洲國家計劃重啟備用的煤電設施。北美冬季用于供暖、卡車運輸以及維持商業和貨運運行的燃料也出現了2008年以來的短缺和通脹。而與此同時，埃克森美孚等能源企業則屢屢創造利潤新高。我國也在2021年下半年及2022年夏季出現了部分地區用電緊張的情況。2022年9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發布了關于維護國際能源安全的聲明，提到了對能源資源產供鏈嚴重沖擊、能源市場劇烈波動、能源價格大幅上漲的關切。盡管此次能源危機并非是資源型短缺造成，而主要是機制性或技術性短缺造成的，但對能源安全和供應保障的關注已經成為主要經濟體不得不面對的重要任務。

新能源產業技術壁壘和貿易保護問題逐漸凸顯。歐美近期頻繁出臺有關中國主導全球能源綠色供應鏈的風險警示，如《美國確保供應鏈以實現強韌清潔能源供應轉型戰略》《巨大的經濟競爭：中國與美國》《確保清潔能源技術供應鏈》《全球電動汽車電池供應鏈》等，強調80%的太陽能電池板、40%的風力渦輪機、45%的電動汽車、90%的精煉稀土、80%的精煉鈷、60%的多晶硅、50%的化學鋰的產能目前都集中在中國，未來會對全球新能源安全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類似俄烏沖突對歐洲油氣供應安全的影響，呼吁應在政策方面加以關注并采取限制措施，并建議以美國為中心重組全球綠色供應鏈。美國在2022年8月通過的《通脹削減法案》涉及對中國綠色低碳產業和貿易的諸多限制，特別是對新能源汽車上游關鍵礦物材料、核心零部件自產率的要求，到2027年和2029年分別要達到80%以上和100%，并且還將出臺“敏感外國實體”清單。自歐洲“綠色新政”（Green Deal）頒布以來，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的立法進展頗受國際社會關注。2022年6月，美國提出的《清潔競爭法案》（CAA），以及七國集團（G7）峰會在共同聲明中提出要在年底前建立“氣候俱樂部”，也試圖將碳關稅與貿易規則掛鉤。歐美涉氣候的新法案大量涉及對中國新能源產業的打壓，將新能源發展問題政治化，試圖擺脫在綠色產業鏈上對中國的依賴，類似的傾向和趨勢要引起充分的警覺。

“雙碳”目標下能源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黨的二十大再次提及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國家“雙碳”目標的實施與我國全面建設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征程高度重合，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當前全球愈加復雜的局勢下，我國應該以我為主，將國家利益和全人類利益綜合納入考量，提出與我國發展階段相適應、符合中國特色的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的發展戰略及實施路徑，通過四十年、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實現能源革命和經濟“新增長”。

首先要統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與國內能源供需安全。我國實現“雙碳”戰略目標大致要經歷達峰平臺期（2035年前）、深度脫碳期（2035~2050年前）、源匯中和期（2050~2060年前）三個階段。“雙碳”目標下的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是一場“持久戰”，而非一場“突擊戰”，達峰平臺期的峰值高低及時間長短、深度脫碳期排放總量的下降速度都要視技術創新的程度而定，仍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全球新冠疫情持續影響、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等因素的疊加下，“雙碳”工作在推進過程中面臨著復雜性的挑戰，因此我們既要對長期轉型有通盤謀劃，也要對短期風險有充分的預判和應對的措施，特別是對一些重大問題要在全社會真正形成共識，才能推動“雙碳”行穩致遠。如此大規模的能源轉型既需要戰略上高度重視、提前做好布局，也需要考慮短期供需矛盾和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問題。因為長期碳中和愿景，而忽略能源系統轉型基礎和條件局限，片面夸大當前新能源的潛力、否定傳統化石能源的作用是不切實際的。同樣，以短期困難來否定長期目標，過度犧牲長期利益來換取短期問題的解決也是有誤區的。我國近期碳排放量出現強勢反彈的苗頭，也應該得到重視。不注重對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科學合理的規劃，不僅會造成“碳沖鋒”的突兀結果，也會加劇未來經濟增長的結構性風險，如同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高投入所帶來的問題和后期增長乏力的情況。而且，這類高碳生產設施、基礎設施都具有較長的設計壽命，資產規模較大，易造成高碳鎖定和“擱置”，并有可能造成巨大的金融風險隱患。

其次要理性看待煤炭等傳統化石能源“退出”問題。政府、市場和公眾應該形成對碳中和進程中能源轉型的共識，空談過激的“退煤”目標，而沒有妥善的公正轉型的機制安排，對新能源革命并非是好事，反而是增加轉型的不必要的代價甚至是阻力。對于“雙碳”過程中，煤炭問題應該分而治之，散煤利用應該妥善實施“應減盡減”，低效率的工業爐窯用煤應該減量替代，而清潔高效的煤電設施應向基礎保障性和系統調節性電源并重轉型，并考慮在碳達峰之后逐步采用碳捕集措施。新能源發展還需要進一步提速，但需要考慮源網荷儲系統性布局。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光伏、風電、氫能、儲能等產業發展對上游原材料需求顯著加大，典型電動汽車的礦物需求量是傳統汽車的6倍左右，相關產業的快速擴張嚴重依賴關鍵外部資源，但我國在稀有金屬生產和儲備方面存在不足。同時，在“雙碳”經濟過熱預期下，上游大宗原材料產品價格快速上漲將為這些新產業的發展帶來新的變數。近期，新冠肺炎疫情、芯片短缺、鋰電池價格上漲等因素疊加，對新能源行業持續健康發展已經構成較大風險。回歸理性的基本面、正視問題、積跬步以至千里才是正道，現階段尤其要抓好化石能源清潔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納能力，推動傳統能源和新能源優化組合。

最后要務實加強能源技術創新和產業轉型的賦能措施。應統籌兼顧經濟發展與民生問題，制定“雙碳”政策實施的配套政策，最大限度降低落實“雙碳”目標給經濟社會發展造成的風險挑戰，要多做“加法”，更好地發揮新能源、新經濟、新業態帶來的投資和就業機遇。短期內應高度關注全球新冠疫情、能源價格通脹、地區局勢變化等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造成的沖擊，以及對我國能源安全可能造成的影響。要重視基礎研究和人才教育，并針對當前不同區域能源轉型過程中存在的短板和難題，從科技創新、綠色金融、財稅價格政策改革等方面形成有效平穩的激勵約束政策。持續優化目標責任考核，避免層層分解、層層加碼，避免采取短期化、極端性減排措施，進一步提升市場主體對“雙碳”政策的接受度和支持度，推動形成穩定的政策預期，而非反復“拉鋸”，加強政策協同，形成政策合力，實現安全降碳。同時，要積極應對碳貿易壁壘，加強對話溝通，化解矛盾沖突，并采取有效措施，盡早籌備，形成碳排放相關的國際標準、評級的話語權。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已莊嚴承諾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未來在國際能源合作中應加強新型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賦能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

到本世紀中葉，我國將有望建成全球最大的低碳、零碳和負碳的能源技術創新中心，但碳中和與新能源革命并非是“免費的午餐”，需要承受轉型的“陣痛”和持續創造性的探索。有全體人民的智慧和努力，相信我國能在全面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較高的發展水平上最終實現溫室氣體源的人為排放與匯的清除之間的平衡，為全球共同走向綠色繁榮、永續發展和生態文明新時代作出中國貢獻。



作者：柴麒敏 來源：電聯新媒 責任編輯：jian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