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認為政府和行業協會本身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可以進行限產,為什么我們太陽能行業不能自己限限產?還有出口的價格,是行業協會和政府海關事實上可以控制的。從WTO的角度來說價格控制是灰色地帶,但實際的解決過程中,像汽車工業,日本當時都采取過這種措施。也就是控制自己的同時,只要對其他國家也有好處,人家就不會反對你。這樣可以減緩對歐美市場的沖擊,同時維持自己行業內部的秩序。中國內部現在嚴重產能過剩,就是因為大家認為太陽能非常賺錢,所以各種民間游資都投進來了。
解決產能過剩有幾種辦法,一是讓它自由破產。中國現在也不是說不能讓企業破產,但破產的過程可能比較痛苦、比較復雜。我覺得中國的政策應該讓質量、技術不好的企業淘汰掉,因為這是產業整合的過程。政府和行業協會不應該抗拒這樣做,最后只會害了自己。中國現在有上千個光伏企業,但其中前十名就占了60%的市場,有95%的企業都達不到規模效應、沒有技術、沒有質量。這些是逐漸可以淘汰出去的。針對這些企業,國內應該放開,不給他們特殊的支持等,把他們逐漸淘汰掉。
另一個辦法就是限產。行業協會是不是可以分配產能、限制出口。歐佩克也是這樣,價格一不對就限產。中國的行業也有這樣說的,但沒有一個企業能夠執行。
另外我認為中國還應該對國際行業更加開放,歡迎他們到中國來。前些時候我和一些歐洲企業的領導人也說,你們原來認為自己有技術、有市場,所以不去中國投資,中國歡迎你去投資的時候你沒去,你們認為中國這些企業做不起來。其實你如果去中國投資了,中國政府給企業的這些貸款、抵押條件,你也可以拿到。當然中國政府現在也還是歡迎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太陽能行業。所以要有一個全球化的觀念,就像西門子、大眾汽車等都將制造基地放到了中國,歐洲企業仍然可以有繁榮的機會。
記者:你對中國太陽能行業的未來看起來相對樂觀?
方朋:太陽能是中國經濟升級轉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當然各企業還要有一個學習的過程,但中國企業需要把握這樣的機會,不要做砸了。發展太快可能會做砸,沒有持續的競爭也可能會做砸。
現在很多問題都是因為中國的企業沒有真正經歷過一個大型產業的早期階段。我們認為它好,就認為它沒有周期地無限好,但實際上發展是有周期性的。比如半導體行業,30年經歷了七個周期,以年均11%的速度快速增長,經30年達到飽和,但中間是有起落的。太陽能行業的發展當然可能周期更短,震蕩性也更強,F在有些企業家認為,太陽能很好,我要做全球最大,大家都要做全球最大,把未來三個周期的投資都提前做了,所以產能過剩很嚴重。其實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的一個表象,就是過剩經濟,因為資本趨利,只要賺錢,資本就涌入,過剩,淘汰一批,又重新上升的時候,好的公司就變得更大,F在行業遭遇調整,就有些人過度悲觀。過度悲觀是不對的,就像前兩年過度樂觀也不對。
中國的政府、銀行也在學習。中國政府當然是好心,但是拔苗助長,中國去年20個城市宣布要做“千億光伏產業”,這加起來大概比全球市場的需求還要多。政府應該分清該管的和不該管的。比如無序的降價,一些不成規模的企業把低質量的產品賣出去,既影響中國企業的形象,又造成市場的混亂,這些是政府、海關、行業可以管的。不該管的,就比如一些企業破產淘汰的自然過程中,政府不要人為干涉。中國還是要進一步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下,保證行業健康、優勝劣汰。
記者:一些研究者談到,在新能源中,太陽能原來并不太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
方朋:應該說從去年開始中國政府是非常重視了。以前“十一五”計劃的重點是發展核能。但日本福島核電站危機后,都在重新思考。包括一些學者,都沒有意識到太陽能已經可以大規模的應用,他們舉的數據就是風能占中國能源消耗的4%,太陽能連1%都不到。所以宣傳還不夠。政府層面,關鍵性的部門已經理解到,太陽能現在已經非常有競爭力了,所以也在積極促進。但整個社會,包括學術界等,觀念還不夠新,也是因為產業發展太快了。很多問題其實都是可以在發展過程中解決的。德國的技術、市場應用的案例也已經證明。太陽能已經占到了德國能源消費的30%。
記者:你也在會上舉了德國的太陽能產業政策為例。在你看來,德國的政策很值得借鑒?
方朋:德國的FIT(上網電價)制度我覺得是非常成功的。這種補貼制度其實不是為了永久的補貼,而是為了讓產業鏈變大,實現規模經濟后就可以降低成本,然后就可以轉為市場驅動。這個政策在德國實行、全球復制后,成本在過去十年迅速下降,現在已經很接近平價上網。最主要的目的已經非常成功了。太陽能產業從科幻變成了現實,接下去很快就可以依靠市場驅動了,F在開始取消補貼,對市場不會有太大的擾亂,雖然過渡階段會有一些不穩定性。轉型過程中有一些不穩定是肯定的,但長遠來說這些都是正面可以解決的問題。取消補貼的力度不要太猛,要把發展速度和市場穩定化。
記者:剛才會上也討論,需要在激勵,也就是合法的補貼與非法補貼之間做出區分,F在太陽能發電已經快要接近上網平價,這個時候你認為應該采用何種形式的激勵,才是一個合理又合法的補貼?
方朋:這個形式已經很清楚,我覺得歐洲就是要維持目前的政策,把砍補貼的速度放緩。中國國內其實也是跟歐洲學的,所以我說歐洲反中國補貼沒有意思,因為我就是跟你學的。第二,中國應該加快開放國內市場的速度。這就涉及基礎設施的建設。現在中國在東部也在鼓勵接近用電端分布式的太陽能。比如你建工廠,在房頂上裝太陽能,那我給你一些電費補助,政策上讓你可以入網。雖然西部發電的輸送條件不具備,但東部在房頂發電,可以達到太陽能市場的一半。比如美國如果在房頂裝滿太陽能板,就夠它全國用了,都不用再去專門建電站。中國的日照雖然沒有那么好,但比起德國也并不差。
這些已經在展開,只是說規模怎么擴大,政策怎么開放,怎么實現。中國是在一年半的時間內走別人五年的道路。這會產生一些問題。比如現在各省說有補貼、中央說有補貼了,但補貼找誰拿?你電站做好后并上網了,到供電局去拿補貼,供電局的錢撥下來以后怎么分配、怎么最后能取到,這些都還不能實現。還有各地征用的土地、房頂,很多法律的問題,將來怎么投保、出了質量問題怎么解決,都需要逐漸清晰。還有土地,各地政府歡迎你來做太陽能,他以為太陽能賺很多錢,開始做以后,原來土地免費,現在說要收你10%的使用費,但他不知道整個太陽能行業的利潤就是8%。這些都需要一個學習、磨合和調整的過程。
記者:現在國內有一些光伏企業也在歐洲投資,這樣未來如果歐洲對中國制造的產品發起制裁的話,可以繞過去。晶澳是否有此考慮?
方朋:是應該鼓勵中國企業到歐洲投資,或是鼓勵中國銀行支持企業到歐洲投資。我們也一直在看,現在歐洲有一些投資機會,但目前他們的成本狀況與產品價格相比是沒有競爭力的。如果說從商業角度看可以在這里投,我們肯定會投。但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