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22日世界地球日，美國政府換屆后，中美領導人首次同時出現在全球領導人氣候峰會上，習近平主席發表《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重要講話，拜登總統宣布了美國新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中美兩國有望在氣候變化議題上進入新合作時代。本文用數據圖表給出中美兩國在實現碳中和的目標、起點、路徑與重點領域的差異。

美國是全球最發達經濟體，GDP總量和人均GDP均居世界前列。中國GDP總量居全球第二，但2019年中國人均GDP僅占美國的16%，2020年末才消除貧困。中國計劃在2035年左右基本實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美在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重、服務業占比、城市化率等經濟社會指標方面有較大差異。

中國和美國部分宏觀經濟社會指標比較（2019年）

中國能源消費結構以煤炭為主導，而美國是以石油和天然氣為主，分別占34.7%和33.9%，石油和天然氣碳排放因子低于煤炭。中國火電結構以煤電為主，美國火電主要是天然氣發電。能源終端消費結構，中國工業部門消費占絕對主導，美國則主要是交通部門排放。中國碳中和路徑面臨能源結構的低碳化和工業升級優化的雙重挑戰。

中國碳排放仍未達峰，美國在2007年達峰。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溫室氣體排放也在上升，但增長速度明顯小于經濟增速。美國經濟低速增長，溫室氣體在2007年達峰后進入平臺期。中國達峰時人均GDP可能僅為美國達峰時的三分之一，中國將在達峰后的30年內實現碳中和，美國從達峰到碳中和經歷40年的過渡期。

中美達峰時間及對應的人均GDP情況

經濟發展與溫室氣體排放的關系（2005=100）

盡管中美兩國為減緩氣候變暖控制減排的目標方向一致，由于兩國國情差異，實現零碳的路徑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綠色創新發展中心（iGDP）利用美國能源創新公司（Energy Innovation，簡稱EI）建立的能源政策模型（Energy Policy Simulator）模擬了減排趨勢，對比以2018年為基準年的參考情景和iGDP提出的2060碳中和情景。同時分析美國減排趨勢，比較了以2019年為基準年的參考情景和由EI提出的1.5度情景。需要說明的是，兩國在基準年后均先后提出了新的政策，模型中暫不反映。盡管中美兩國政策側重不同，我們仍可看到兩國均需要在工業、建筑及交通行業實現電氣化和氫能利用，并對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實施相應的減排措施。同時，可再生能源也將為兩國達到零碳目標做出重要貢獻。

政策減排效應

重點領域

基于以上初步研究結果，這里分別列出了兩國減排潛力最大的五項減排措施，到2050年，兩國排名前五位的減排措施將分別為各政策路線溫室氣體減排量作出60%左右的貢獻。

合作領域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與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在４月中旬上海會談后，發表《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提出了多個合作領域。結合兩國重點減排領域和現有合作機制，我們認為中美有機會在如下方面開展切實合作。

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減排

加強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減排可以助力兩國更快實現減排。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升溫潛勢值高，但減排路徑清晰。中美雙方可以在針對全球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增長最快的HFCs 和排放占比最高的甲烷減排上攜手合作。合作基礎之一是2016年多國共同簽署的關于氫氟碳化物（HFCs）減排的《基加利修訂案》。隨著中美兩國的陸續批約，雙方均需要對HFCs的生產和消費進行管控，在減排實踐分享和技術開發上都有合作空間。此外，美國在2014年發布甲烷減排戰略并且在油氣系統甲烷減排上已經積累了不少技術和經驗，而中國正在發展的油氣行業和由此帶來的甲烷減排需求也為雙方在技術應用合作上提供了契機。

工業部門的脫碳

中美兩國工業行業減排潛力巨大，是雙方實現氣候目標的重要一環。推動工業生產能效的提升和消除工業生產過程排放是兩國都在努力的方向，因此雙方可以通過合作加速工業脫碳，合作的方向包括提高工業領域的電氣化水平，零碳工業生產過程和產品的開發，以及通過工業二氧化碳捕獲和封存（CCS） 技術發展來處理工業過程排放等。

交通電動化

綠色低碳交通在雙方的氣候戰略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中美兩國都在積極推動新能源汽車銷售和市場占有率提升，加大充電樁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提高電動車和燃料電池汽車技術。雙方在貨運車電氣化上也面臨相似的挑戰。在此基礎上，兩國可以通過交流合作來一起攻克交通減排的難點。

氫能開發和利用

氫能在電力、交通和工業減排中都將扮演重要角色，推動氫氣的規模化發展和應用將助力中美兩國零碳目標的實現。合作的方向包括零碳制氫和氫能存儲的規模化應用，雙方通過推動技術進步，采取成本有效措施推動氫能開發利用。

綠色金融

動員民間資本來解決氣候投融資缺口對中美兩國零碳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中美共同發起的綠色基金已經為兩國綠色金融合作提供了基礎。隨著美聯儲近期加入到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NGFS）以及中美兩國共同主持的G20可持續金融研究小組工作的展開，雙方可以在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金融風險管理上展開更多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