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在碼頭邊干苦力的，每天拿著一根竹竿給人挑東西，有一天買了張彩票，把彩票藏在竹竿里。突然發現自己買的號中了頭彩，一高興就把竹竿扔到江里了，心想這輩子再也不用干這種苦力了。結果到領獎處才發現彩票已經隨竹竿扔到江里了。

這是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代表團參加審議時講的一個故事。故事講完后，習近平補充了一句：“這就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所以減碳一定要把握好先立后破這個原則。”

2021年毫無疑問是中國的“雙碳”元年，也是轉型激烈的一年。但是“運動式減碳”、“碳沖鋒”、嚴控能耗與煤炭產能、消費造成了煤炭供應不足、煤炭價格飆升、火電企業虧損、多地拉閘限電……等一系列危機。

“雙碳”戰略的糾偏也成為2021年最重要的內容之一。2021年5月27日，碳達峰碳中和工作領導小組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提出要尊重規律，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科學把握工作節奏。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堅持全國一盤棋，糾正運動式“減碳”。“先立后破”也在此次會議上被提出。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峰碳中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要堅持全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通、防范風險的原則。

2021年這場為時不久的“運動式減碳”帶來的破壞力是巨大的。表面上看，在9月末、10月初的一段時間內，全國多個地區出現時間長、范圍廣、頻率高的拉閘限電，其中包括了許多經濟發達地區和大量民生用電，這直接影響了經濟發展。

其次，為了保障能源供給、恢復煤炭產能，部分地區的“減煤”行動暫緩了。從碳中和與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煤炭是一個逐步退出的過程，首先應該退出高成本和低效率的煤礦、發展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煤礦。但是“減煤”的暫緩可能造成一種政策慣性和對高成本低效率煤礦的保護，不利于煤炭的逐步退出。

所謂先立后破，即“傳統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礎上”。此為立足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做出的決策，強調能源結構調整優化要穩妥有序，實現能源低碳轉型平穩過渡，確保能源安全保供。

“先立后破”絕不意味著對化石能源的保護。如果說要“破”的化石能源，那么要“立”住的就是新能源。

全國人大代表、遠景科技集團CEO張雷認為，雙碳轉型“先立后破”的關鍵是先立。“先立就是要立得充分，立得全面，立得高效。建設大規模風光基地，加強電網對可再生能源的消納是立得充分；立的全面是指不僅要實施大規模西電東送，也要在西部大力發展零碳產業園，促進綠電本地消納，培育發展新工業體系，實現區域平衡發展；要用抓煤炭保供一樣的力度，抓可再生能源的建設，這是立得高效。”

經歷了2021年的能源供給波動，煤炭的戰略地位得到了肯定。2021年9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陜西榆林考察時強調，煤炭作為我國主體能源，要按照綠色低碳的發展方向，對標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任務，立足國情、控制總量、兜住底線，有序減量替代，推進煤炭消費轉型升級。

兜底是為了保障安全的底線，而要實現“雙碳”目標，新能源的更大規模發展則是基礎。這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要立足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抓好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納能力，推動煤炭和新能源優化組合。”的原因。

對于新能源行業而言，“增加消納能力”是電力系統的新使命。從近20年前新能源開始在中國大地上蓬勃發展開始，消納就是一直籠罩在新能源頭頂上的一片陰云。從技術障礙、政策障礙到市場障礙，新能源消納逐步迎來新的機遇。

從某種意義上說，2021年遭遇的能源供給危機（或者說電力危機）證明了一點：新能源的建設規模，以及現有體制機制和技術條件下新能源消納方式很難滿足“雙碳”目標。

“先立的迫切性非常關鍵，我們需要加大力度把風電光伏看作是新的煤炭，把氫能和動力電池看作是新的石油，把智能物聯網運用作新的電網，通過零碳產業園的新基建形式加大供給側綠色新能源的釋放。”張雷說，“不能僅僅依賴于通過特高壓把西部的綠色電力轉移到東部的這種形式，通過把東部的產業園轉移到西部來作為一種綜合補充的手段來大力發展新能源。”

遠景把新能源消納新思路的實踐放在了“煤海”鄂爾多斯——基于鄂爾多斯當地豐富的可再生能源資源和智能電網系統，建設了全球首個零碳產業園——鄂爾多斯零碳產業園，實現高比例、低成本、充足的可再生能源生產與使用，并圍繞新能源+汽車形成上下游完整產業鏈。

依靠“風光儲氫”的綠色能源供應體系，遠景在鄂爾多斯的零碳產業園可以實現80%的清潔能源直接來自于風電、光伏和儲能，另外20%的能源將會通過在綠電生產過剩時出售給電網，需要時從電網取回的合作模式來獲取。最終實現100%的零碳能源供給。

“盡管目前國內的碳約束還沒有十分細致的劃分或者指標。但是企業和地方政府已經越來越多的感受到了減碳的壓力。”遠景科技集團零碳產品首席科學家邱林博士說，“零碳產業園對企業和政府的吸引力是巨大的。”

如果僅僅是依靠碳約束的吸引，零碳產業園的意義就大打折扣了。實際上，依托西北地區豐富的可再生能源資源，零碳產業園已經具備了極強的經濟競爭力。

“目前三北地區的風光電成本已在0.2元/度以下，到2023年將實現0.1元/度。”張雷說，“再加上儲能度電成本也將降到0.1元/度，風電配上儲能也可以實現對煤電標桿電價的更優的經濟性。”

據了解，目前鄂爾多斯零碳產業園的綠電用電成本相比于燃煤發電已經有了很強的競爭優勢。廉價清潔能源不僅能夠成為零碳產業園吸引企業、不斷擴張的基礎，也會讓產業轉型和降碳降本有更強的原動力。鄂爾多斯零碳產業園未來要幫助鄂爾多斯市區用電動重卡替換33萬輛重型的柴油卡車。“按照現在的電價計算，我們預估節約下來的碳成本可以達到15億元。”邱林說。

低價的電力和100%的清潔能源是零碳產業園帶來的最直接效用。實際上，鄂爾多斯——或者說西北地區——豐富的可再生能源資源是稀有的資源，至少在中部和東部地區難以實現這樣的條件。

此外，更加精細化的減碳技術創新，尤其是對于數字化技術的充分應用，則成為了零碳產業園的另一層意義。

在鄂爾多斯“遠景零碳產業園”，遠景并不是簡單地計算出整體能耗，并匹配相應的清潔能源電力；實際上，通過遠景方舟能碳管理系統，零碳產業園可以精確的監測和測算入駐企業的碳排放和能耗。

“在此基礎上，我們會對產品實施碳足跡的核算。”邱林說，“這樣可以幫助企業在每一個生產環節都提升減碳的潛力，而且所有生產出來的產品都可以進行符合國際標準的碳認證。”

在零碳產業園落地之前，鄂爾多斯的經濟發展單一到只需要一個“煤”字就可以概括。但是和那些資源枯竭后憂心發展的城市不同，鄂爾多斯在煤炭資源消耗殆盡之前要面臨的是不斷強化的碳約束。零碳產業園模式給鄂爾多斯，乃至整個中國西部地區一個全新的選擇。

以傳統的眼光來看，經濟發展以來的無非是“資源、市場、交通、人才……”。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就表現為：東部聚集了人才、市場、資金，西部發展依賴資源（以煤、油氣等化石能源為主）。在“雙碳”時代，東西部的經濟發展模式勢必都要被碳約束影響。誰擁有著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資源，誰就掌握了“雙碳”時代經濟發展的前置條件。

聚集在鄂爾多斯零碳產業園內的不再是原本鄂爾多斯的優勢產業——煤炭開采、煤電、煤化工，繞動力電池與儲能、電動重卡、電池材料、綠色制氫等綠色產業的上下游產業鏈才是產業園中的主力軍。

如果沒有“碳約束”和零碳產業園的低電價，這些企業大多都會選擇靠近市場的發達地區，鄂爾多斯或許不會是首選。但是現在，鄂爾多斯不僅打破了圍繞煤炭建立起的產業格局，甚至可能拓展更多地產業機遇：動力電池與儲能會帶來新能源汽車與風光制造、綠氫會吸引低碳鋼鐵工業……

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和人口重心80%在東部沿海和中部地區，大量的重工業也在這個區域，而可再生能源卻富集在西部地區。曾經我們只能依靠長距離的特高壓輸電線路來解決可再生能源生產與消納的錯位問題，卻很難依靠產業轉移來實現資源使用的最大效率。

“重新謀劃產業布局，就地發展綠色工業體系，在西部地區將可再生能源生產與可再生能源消費結合。不僅是提高資源利用率的手段，更是平衡區域發展，發展綠色工業革命、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張雷說。

正如前文所述，零碳工業園的意義不止于新能源消納，還包含了數字化減碳技術的應用，和隨之而來的產業園標準化、產品化的可能。這就讓零碳工業園的可復制性大大加強了。畢竟在中東部地區，依靠可再生能源資源很難在保障經濟性的前提下實現零碳目標。但是數字化減碳技術的創新和進步卻是不受地域條件限制的。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西部地區就可以依托豐富的可再生能源資源，成為高能耗產業的聚集地；而東部地區將依托西部零碳產業園的零碳能源輸出和技術創新經驗，實現零碳發展。而這正與“東數西算”的國家戰略不謀而合。

實現“雙碳”目標注定是一場需要付出成本的持久戰，如果在西部基于綠色能源，構建綠色新工業體系，這場綠色工業革命或許是一個解決中國東部與西部、南方與北方經濟發展差距，避免西北區域在脫碳降碳轉型和產業升級中掉隊的絕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