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講中宣布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等一系列對外開放重大舉措。

在改革開放40年的進程中，開放不僅為中國帶來發展紅利，也深刻地影響了世界。在當今世界刮起逆全球化之風的背景下，中國擴大開放的新舉措將給中國帶來哪些新的紅利？又將給世界帶來哪些新機遇？6月1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請他解析中國擴大開放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專訪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胡巍|攝)

想要抓住新技術革命的機遇就必須開放

《中國經濟周刊》：您如何看待當今逆全球化思潮抬頭的情況下，中國做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承諾？

隆國強：中國這么多年一個很成功的經驗就是順應全球化潮流，準確判斷機遇，把握機遇，趨利避害。

看清世界發展的大勢，是制定正確的對外開放戰略的前提。回顧歷史，對世界大勢的判斷直接決定發展戰略。新中國剛成立時，我國屬于社會主義陣營。抗美援朝后，西方國家制裁中國，我們不可能對西方開放。但不能說那時的中國完全封閉，我們對社會主義陣營開放。到了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關系破裂，中國被迫在封閉條件下發展經濟。

當時我們對世界潮流的判斷是什么？民族國家要獨立，無產階級要革命。基于對國際形勢的這種判斷，我們確立了優先發展國防工業的戰略。隨時準備打仗，生產力布局要從沿海、平原地區轉移到山區——入山、分散、進洞。例如，二汽在十堰的山區里綿延20多公里，因為汽車在戰爭期間屬于軍民兩用產品。在這種對形勢的判斷下，不存在對外開放融入世界的問題。

1978年谷牧副總理帶著一個30多人的代表團到歐洲進行了30多天的調研，跑了5個國家的15座城市。代表團深深地感覺到，封閉發展雖然是有成就的，但是和世界先進水平差距很大。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形成對世界潮流的新判斷，即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主流，既然做出了這個判斷，我們就要打開國門、對外開放。

今天世界的潮流是什么？會不會因為逆全球化、一些國家的單邊主義行為，讓全球化趨勢發生改變？習主席在達沃斯論壇上的講話、在今年博鰲亞洲論壇上的演講指出，全球化的歷史趨勢不會變，和平合作、開放融通、變革創新的潮流滾滾向前。因此，我們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自主開放，在開放中發展壯大。

《中國經濟周刊》：從改革開放初期到全球化面臨波折的今天，中國對外開放所面臨的機遇發生了哪些變化？

隆國強：在全球化有波折的情況下，我們面臨的環境確實有變化，原來的機遇可能沒有了，而新機遇又會出現。

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紀初，我們抓住的一個重大機遇是出口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跨境轉移。從1970年代開始，東亞地區一些出口導向型經濟體隨著本土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外轉移，中國正好實施了對外開放政策，大力吸引出口型外商直接投資，實施加工貿易政策等，把中國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釋放出來。那些企業來到中國后，把管理的優勢、技術的優勢、海外銷售渠道的優勢和中國低成本的優勢結合在一起，所以很多轉移過來的企業到了中國大陸后比它在本土做得更大。對我國而言，在供給側解決了我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出口競爭力的問題，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出口國。

第二個機遇就是需求側的全球繁榮。為什么我國出口增長很快？一方面是競爭力提高得很快，另一方面就是全球繁榮。2008年金融危機以前全球經歷了長達十幾年的繁榮，而中國出口的高速增長恰恰就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一直持續到金融危機前。

如今全球經濟還在深度調整中，全球繁榮不再；另外，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產業跨境轉移，中國不再是承接方，甚至可能是轉出方。但并不意味著沒有新機遇。

一個最大的機遇就是新技術革命，中國正面臨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時期，而全球性的技術變革是一個巨大的機遇。此外，人才、高端制造與服務活動加快向我國匯聚，是“引進來”的新機遇。在“走出去”方面，國際產能合作方興未艾，中資企業通過并購和海外投資整合全球資源能力上升，都是新一輪開放面臨的新機遇。

回顧歷史，英國抓住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遇，美國、德國抓住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遇，日本抓住了電子革命的機遇。

要想抓住新技術革命的機遇，就必須擴大對外開放。因為技術進步是全球性的，中國必須用全球的技術、信息、人才、資本來搞創新，加速自身的技術進步。只要自己的戰略對頭，形成一個良好的創新、產業發展的營商環境，就能夠吸引技術、人才、資金、信息順暢地進入中國。所以在不同的階段，國際環境在變，但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有機遇和挑戰。一個國家能不能成功，在于能不能判斷準確并采取適當的開放戰略和舉措，抓住機遇，趨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