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的前所長周大地的話來說，“現在，除了天然氣仍然緊缺之外，國內其他能源的供應都較為寬松，能源供大于求的局面將維持一段時間。”

　　事實上，天然氣的緊缺也有望很快得到緩解，建設中的西氣東輸二線項目東段工程，預計在明年（2010年）竣工，建成后將每年從土庫曼斯坦進口3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

　　能源供需的漸趨緩和，也終于讓官方有了喘息的機會，并借此對能源領域進行相關調整。前幾天，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金融危機使能源供需矛盾得到緩和，為能源行業“休養生息”，解決一些深層次矛盾提供了重要機遇期。”

　　用價格調整中國的能源行業布局，比如，從今天開始施行的燃油稅費改革，是官方調整能源格局的第一步，而加強對清潔的可再生能源的扶持，仍將是2009年不變的訴求。

　　紅薯挽救能源危機

　　電話打到劉錦超手機，他正在廈門國際機場，準備登機前往江西贛州。半個月來，他的身影已經出現在北京、河北、四川等多個地方，在他的計劃里，明年的全國“兩會”前，還有十幾個“老少邊窮地區”等待自己去宣講和“拓荒”。

　　這位四川大學原子分子物理研究所的教授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在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學習，師從愛因斯坦的學生、物理學家凱利。

　　劉錦超認為，他從凱利處得到的最有價值的建議之一，便是愛因斯坦早年對凱利的教誨：“用能量的概念來思考科學世界。”

　　而現在，他終于也“用能量的技術實現了能源的開發”。原本從事鈉原子的光電離能級結構等基礎研究的他，在去年攻克了一項生物質能源技術——用紅薯來提取燃料乙醇。

　　生物質能源是一種可再生的清潔能源，但其先天的道德風險卻也往往讓它難以被絕大多數人所認可。用糧食來制造能源，等于與人爭奪食物，不少人認為，生物質能源的不斷發展，正是造成去年全球糧食危機的原因之一。

　　但劉錦超對此不以為然，“紅薯在歷史上曾經多次挽救了中華民族，以往是作為食物，將來是作為能源。”劉錦超介紹說，“紅薯是一種非常‘賤’的作物，生長非常容易，科學種植下，畝產可達5噸，”而他的研究團隊目前已經實現大約8噸紅薯可以提煉一噸燃料乙醇。

　　作為紅薯種植大國，目前中國的紅薯年產量大約是8億噸，這意味著如果將所有紅薯用于提取乙醇，這種新型燃料產量將達到1億噸，這個數字大約與中國目前每年的汽油消耗量相當。

　　乙醇的燃燒值雖然不及汽油，但其利用效率卻往往比汽油高，就實際提供的能量看，乙醇和汽油大致相當。

　　未被“重點發展”的生物質能

　　在中國，生物質能源技術發展最初是為了消化國家糧庫中的陳化糧，但當將近1億噸的陳化糧被消耗完后，乙醇生產開始轉向采用新糧作為原料。

　　2006年8月，中國確定了生物質能開發利用的4個重點領域，即農村沼氣、農作物秸稈生物氣化和固體成型燃料、生物液體燃料、秸稈發電。

　　但同年底，國家發改委又緊急下發通知，要求立即暫停核準和備案玉米加工項目，并對在建和擬建項目進行全面清理，對國內一些地方盲目發展玉米加工乙醇燃料不予支持。

　　好在國家發改委次年春天發布的《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中，生物質發電與生物質成型燃料仍然與風力發電、太陽能利用等一起，被列為國家“重點發展”的資源潛力大、技術基本成熟的可再生能源。

　　這正是劉錦超最近在忙碌的事業，雖然同樣被列為“重點發展”，但近年來中國的生物質能明顯未如風能和太陽能般發展迅速，2008年中國風電裝機總量已躍上1000萬千瓦的門檻，中國的太陽能光伏產業制造能力也已躍居世界第一，但中國的生物液體燃料產量卻不足世界生產大國的十分之一。

　　“雖然我不是兩會代表，但我已經找到許多代表委員了，我會把加快生物質能源發展寫成提案，讓政府落實其在‘十一五’規劃的內容，加大生物質能源發展力度。”劉錦超說。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在去年（2008年）所做的一份報告中提出，“我國生物液體燃料的發展在2007年以來，已經開始陷于停滯，2010年之前的形勢也不會有大的改觀。”

　　但劉錦超仍在去往各地的路上，作報告，會見各地的兩會代表委員，他對自己的技術和提案非常有信心。

　　不匹配的光伏制造與市場

　　和劉錦超一樣忙碌著的，是上海高道投資管理公司的執行董事芮健，談起今年的工作，芮健說：“我估計不會再有禮拜六禮拜天了！”

　　他所在的公司正醞釀在中國西部建設一個新能源園區，包括國家資金支持在內，總投資額有望超過300億元人民幣。在這個可能于今年春節后敲定的園區中，太陽能將是主打能源形式。

　　從2007年開始，中國就已經是太陽能光伏電池的第一大生產國。2007年，中國內地的光伏電池產量達108萬千瓦，占到全世界的27.2%，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一，如果加上臺灣地區的產能，這一數字將達到36.4%，幾乎是另一光伏電池生產大國美國的6倍。

　　而來自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的報告預測，這一數字有望在2008年被刷新為300萬千瓦，將占到全世界的一半左右。

　　與強大的生產能力相比，中國的光伏電池市場卻與其極端不匹配，截至2007年，中國光伏系統僅安裝了2萬千瓦，僅占世界光伏市場的0.71%，僅為排名世界第一的德國的六十六分之一。

　　兩個“在外”（市場在外，原材料在外）是對中國光伏發電企業的恰當描述，這種類似于改革開放早期的“三來一補”的市場格局，使得光伏發電企業在去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面前顯得多少有點措手不及。

　　有人做過統計，與年初相比，在美國上市的多家中國光伏發電企業市值下降幅度均在80%以上，進一步的融資正變得困難。

　　對此，中國可再生能源協會副理事長、光伏分會主任趙玉文表示，資金鏈斷裂或者弱化，對市場和產業直接造成運轉緩慢，而中國市場基本在國外，內需市場沒有啟動，市場對產業起不到支撐和緩沖作用。再加上中國原材料短缺，獲取成本高，在金融風暴情況下，中國的光伏產業市場競爭力較差。

　　期待上網電價法

　　前述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的報告也預計，所有新能源形態中，遭受金融危機沖擊最大的可能就是光伏發電企業。該報告稱，“2009年我國和世界光伏發電市場雖然會仍然保持增長的勢頭，但是增速將大幅度下降，進而轉變為消化近年來形成的市場泡沫，整個行業開始重新洗牌不無可能。”

　　但芮健對此毫不在乎，他神秘地表示，他將在今年合適的時候宣布一項已經可以量產的光伏電池原材料提取技術，該技術將有效解決目前太陽能光伏電池原材料的高耗能高污染問題。“這將是一個讓市場轟動的消息。”芮健說。

　　自從2005年中國光伏產業開始進入跨越式大發展以來，光伏電池最重要的原材料多晶硅的本土產量與實際需求量的缺口就一直在擴大，每年遞增比例都在100%以上。不過在光伏產業拉動下，中國的多晶硅產量的增幅也相當驚人，近3年來每年的增速都在300%左右。

　　據趙玉文統計，目前中國有近50家公司正在建設、擴建和籌建多晶硅生產線，總建設規模超過10萬噸，總投資超過1000億元，其中一期規模超過4萬噸，投資超過400億元。一期建設基本上在2007至2010年期間建成投產，將基本可以滿足光伏產業發展。

　　不過，對于“如何啟動中國的光伏內需市場”這個問題，芮健也無法解答。據芮健介紹，醞釀中的園區生產的太陽能光伏產品將全部銷往海外。

　　而趙玉文則希望官方能效仿德國，實行《上網電價法》，對企業進行發電成本的補貼，啟動我國光伏市場，促進光伏產業持續健康發展。

　　風電大跨越

　　除了急速擴張的核電裝機容量，中國還有著雄心勃勃的風能項目。

　　2007年8月公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中，2010年中國風電總裝機容量被保守地定在了500萬千瓦。但這一數字在剛剛過去的2008年就已經被翻了一番，達到1000萬千瓦，這意味著，風電已經超越核電這一在中國發展了三十多年的能源形態。

　　國家能源局綜合司司長周喜安曾在公開場合表示，中國下一步將重點加快百萬千瓦風電場的建設，同時建設甘肅河西走廊、蘇北沿海和內蒙古3個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打造“風電三峽”。

　　目前三峽水電的總裝機容量為1820萬千瓦，而一個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就大致相當于一個三峽工程的裝機容量。目前，3個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的前期準備工作已經展開。

　　如果按照這個速度，到明年（2010年）中國將很可能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風電大國。而官方的規劃中，2010年以后，中國的風電新裝機量要達到每年1000萬千瓦以上，至2020年，風電裝機總量有望突破1億千瓦。

　　但再宏偉的目標也需要一步一步走出來，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委會秘書長秦海巖就發現，目前中國風電發展中的基本面即發電量正被有意無意地忽略，驅動風電市場發展的主要動力是政治意愿和強制性市場份額政策。

　　“國有大型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只希望增加風電裝機容量，沒有考慮風資源是否充足。”秦海巖說。

　　同時，電網建設不完善也成為中國發展風電的軟肋。目前，中國風能資源豐富地區通常遠離風電負荷中心，大型風電項目通常建立在電網薄弱的邊緣地區，導致風電發電量不能被電力公司全部收購。

　　在技術上，中國風電也有待進一步國產化。目前成熟的風電技術是在歐洲地中海氣候中研制開發起來的，地中海濕潤的西風與中國多風沙的強季風截然不同。

　　“風沙鉆進機組，對齒輪的磨損很大，很難保證機組能正常運轉50年。”一位來自東京的新能源公司銷售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日報》，這是他們在權衡了中國市場的風電和光伏電后，決定主攻光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