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取了劉鶴關于如何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演講供大家參考，這篇文章中透露了他未來發展中小企業的核心思路。

以下為劉鶴演講全文：

不久前，我參與了國家信息化“十五”規劃的工作，對國有信息機構進行了改革；組織推進了幾個大的國家信息化工程的建設，組建了幾個股份制的信息公司。

通過這些實踐，我產生了一些想法，可能是片面的，但不是憑空想象出來或僅從書本上讀出來的。

01 關于中國發展新經濟的路徑依賴

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有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初始條件決定著不同國家的路徑選擇，或者說路徑依賴，中國在接受和發展新經濟的過程中（此處特指互聯網經濟），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存在極不相同的初始條件。

因此，需要準確認識中國的國情，把握中國初始條件的變化特征，特別是不斷出現的結構性新現象，揚長避短，以期新經濟獲得比較好的發展。

眾所周知，美國是發展新經濟的領先國家，它在發展新經濟方面，具有自己非常獨特的初始條件，具體包括：

第一，相對成熟和完善的市場制度、信用制度和專業化的服務體系，創新的意識形態和相應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國家創新體系。

在這種創新體系下，政府、研究機構、公司和大學產生了比較好的互動，并且有一套完善的機制，保證相互之間的協作。由于這個創新體制的存在，吸引著各個國家一流人才進入美國。

第二，有比較完善的風險投資機制、獵頭公司和相對完整的資本市場。

我們知道，風險投資是發展新經濟的血液，風險投資作為橋梁，把技術的創新和市場的需要有效地溝通起來，同時，風險投資家作為人格化的投資者又把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和股東組織起來，形成一種特殊的公司結構。

我們長期對風險投資有一種誤會，認為風險投資者是出錢的人，實際上需要從更深的含義來理解風險投資的作用。

第三，在上述條件下形成的國家技術儲備和公司的技術壟斷地位。

新經濟競爭的真正制高點有兩條：第一條是標準；第二條是人才。美國由于特殊的條件，使得他們在制定標準方面具有領先的，或者說得天獨厚的優勝地位。

理解這一點也特別重要，在農業經濟時代，土地和相應的地權，無疑是農業經濟發展的制高點；在工業時代，能源和相對的所有制結構是工業的制高點，所派生的可能是大規模生產體制；在新經濟時代，制高點已經轉向標準和人力資本，對此我們確實需要有深刻的認識。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一度強有力的公共政策和發展戰略，對美國新經濟的發展也有重大的影響。

中國的情況與美國不同，在市場制度、風險投資機制、知識產權保護、國家創新體制等方面都有極大的差距，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地位和角色與美國相比也有較大落差。

因此，這些條件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完全效仿美國的道路發展新經濟。

但中國也有美國所不具備的鮮明特點，至少有這么幾個特點我們需要高度關注：

第一，雖然中國的人均收入很低，目前只有800美元，但城市化正在推進，城市經濟正在擴張，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中國正在逐步形成一個人口規模將近達到兩億的龐大的中產階級消費者。

這個消費群使中國巨大的潛在市場逐步建成現代的市場，他們對住房、汽車、教育、信息產品正在產生巨大的需要，而這個需要已經成為近幾年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龐大的傳統產業的生產能力和地理優勢正逐步與新技術相結合，外國投資者也向這個領域不斷地流動，這使中國有可能成為亞太地區或者整個世界經濟的新的制造業生產基地，制造業起到核心作用的并不是或者說不僅是原有的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小企業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我們看到，在浙江的溫州、廣東的東莞、江蘇的蘇州，包括昆山，中小企業的作用正在不斷地擴大。

第三，中國有幾千年的教育傳統，人才資本技術儲備相對于其它發展中國家來說更為雄厚，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技術儲備正在與國際化的慣例對接，隨著加入WTO，兩者之間對接的程度將日益緊密，海外留學人員也開始回流，這種回流既出于長期的戰略考慮，也由于短期宏觀經濟互動的因素。

第四，經濟體制轉制的速度開始加快，有利于新經濟發展的體制正逐步形成，而這個轉制的過程既有來自基層企業的動力和消費者的動力，政府也在發揮著積極的主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