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型威脅。比如公眾對清潔能源技術的接受度：大家都認可清潔能源發展的必要性，但并不接受在自家后院建設；日益嚴重的大氣污染、反對化石能源使用的環保運動、網絡安全、氣候變化等問題也會產生重要影響。利布萊克認為，氣候變化是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不確定性因素。在全球能源系統的轉型中，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將是重要助力，核能、生物燃料、電動汽車、儲能和智能電網的發展將進一步加速能源轉型。

　　在面臨不確定因素方面，利布萊克提出，在清潔能源投資戰略中重新定義清潔能源“投資回報率”的“三性”概念：一是抗沖擊性，指投資項目應對未來沖擊的能力，比如自然災害、地緣政治等。未來對能源系統的最大沖擊有可能來自于水資源的約束；二是可選擇性，指今天投資某一技術可以在今后產生更多的投資機會；三是智能性，指對清潔能源的投資，使得現有的能源系統變得更為智能與精巧。

　　利布萊克重申，重新定義投資回報率并不是為了取代傳統意義的投資回報率，而是為清潔能源投資戰略提供一個檢查清單。沒有新定義的投資回報率，就很難獲得傳統意義的投資回報率。

　　中國因素分量

　　利布萊克預計，在非常規油氣發展、能效提高和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這三個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化石能源消費的峰值將在2030年左右來臨。其中，中國能源政策和能源價格對全球將產生決定性影響。如果中國化石能源消費峰值如一些專家預測的那樣，在2025年提前到來，那么全球化石能源消費峰值將步中國之后很快實現。

　　利布萊克說，在非常規油氣增長和能效提高的共同作用下，2035年前美國油氣自給率將大幅提高，同期，中國、印度、歐洲和日本的油氣對外依存度則會不斷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與能源供應國的共同安全就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