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能源經濟的分工和基本版圖是：國資做開發商、持有運營，維系能源安全和保障民生用能；民企充當供應商或“農民工”角色，給國資做配套或服務（供貨、工程、勞務分包等）。在煤炭、油氣、水電、核電等領域，莫不如此，光伏和風電能源也很難另辟蹊徑。

在光伏行業，民企一直是行業技術研發和升級換代的主體，全球頂尖的光伏產品品牌基本全是民企，如尚德、晶科、協鑫、隆基、晶澳、阿特斯、陽光電源、華為等，幾乎沒國企什么事。這些民企集中于研發、生產、EPC等領域，掙些辛苦錢，通過產品和服務實現利潤，在光伏產業鏈上擁有一席之地。

而占據中國經濟半壁江山的國資能源企業，則依托強大的資本優勢、資源整合能力以及豐富的人才優勢和智力儲備，去開發或持有大規模的光伏電站。

以國家電投集團為例，截止2018年6月底，該公司共持有430余座光伏電站，總裝機容量超過15GW，累計裝機規模占全國的10%左右，光伏能源托拉斯的趨勢日趨明顯。

加速資產重組，緩解行業發展困境。

在光伏經濟中，可盤活重組的優質資源包括存量電站、制造產能、基礎研發、專業人才等，基本沉淀在民企手中。前些年，部分光伏民企片面追求規模和增長速度，步子邁得太快，在高負債擴張后卻碰到市場和政策壁壘，出現流動性困難。這些企業完全可以借助國有銀行或者國有企業的幫助進行重組，開展優質資源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走出困境。

在目前行情下，國資兼并或參股經營困難的光伏企業，其實還是個異常劃算的買賣。成本上，受行業震蕩影響，光伏資產價格處于歷史低位；規模上，可迅速實現光伏能源“托拉斯”式集中；安全性方面，也比去國外大舉并購的政治風險小很多。

反過來，如果國有光伏企業遇到困難，有實力的民企同樣也可以積極參與重組。

與此同時，在補貼退坡政策方面，建議給予行業相對寬裕的時間和更為明確的預期。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光照資源不足、總體上電價偏高、行業降本增效日趨放緩和基礎研發不足等主客觀因素并存，決定了補貼退坡政策的執行急不得，產業扶持政策完全退出仍需要一定的時間。

相比傳統能源產業，光伏不僅僅是一種清潔能源技術，也是一種新興的經濟模式，推動其健康發展，還需要破除制度障礙、克服路徑依賴，對那些盤根錯節的歷史遺留問題，要深挖根源，用創新的思路去破解。

比如補貼拖欠，已經到了威脅國家信用和產業生死存亡的地步，急需權威部門牽頭進行跨部門地協同解決。又如對那些類似“占有指標和并網資源多年未并網、局部并網多年未全額并網”等遺留問題，要對違規的市場主體進行果斷處理和清理，以樹立行業風氣。

唯有正視當下存在的問題，以革故鼎新的勇氣清理積弊，才更有可能幫助產業迎來脫胎換骨的春天。

目前，光伏經濟的主要商業模式與水電、火電、核電等商業化發電模式并無差別。這種模式的優勢是光伏發電可以利用現有發、輸、配、售體系和成熟的電力市場，低成本跟跑，迅速實現光伏經濟的產業化發展。但劣勢則是被迫以孩子的條件去和成人同臺競賽，是“以已之短對人之長”的發展模式，其結果是過度依賴補貼和電網，還深受市場和政策兩只手的交替扼制，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就可能導致全行業寒冬。

對于光伏發電的未來而言，追求自身獨特價值的路徑只有兩個：要么成本領先；要么與眾不同，走差異化發展的道路。

（1）成本領先模式

從市場出發，依托現行電力體制和電力市場體系，在大電網模式下，拼命優化產品、提高轉化率、做大規模，實現成本的大幅度下降，直到消費者滿意——平價上網，實現與火電等傳統能源平等競爭。

這是我國光伏實現跨越式增長的主打路線，供給側方想盡一切辦法壓縮成本，以滿足需求側。但繼續沿著這條道路，持續降本的難度越來越大，在市場化的發展中，光伏能源的度電成本短時間內很難追平火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