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的減排承諾引發國際社會熱烈反響。與此同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明確將“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確定為2021年八大重點任務之一。在碳中和的目標愿景下，中國能源結構轉型按下“加速鍵”。

“碳中和”已然成為能源領域的年度“熱詞”。

2020年9月，中國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不僅如此，2020年12月16～18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確定為2021年八大重點任務之一。

在此背景下，碳中和成為各界熱議的焦點。那么，究竟何為碳中和？中國為何提出碳中和目標？碳中和將對全球帶來哪些深遠影響，又將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生產和生活？2020年12月29日，《中國經營報》記者對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理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研究員李俊峰進行了專訪。

《中國經營報》：2020年9月，中央高層提出要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碳中和”應該如何理解？

李俊峰：碳中和是《巴黎協定》的既定目標，是本世紀末全球溫升較工業化前控制在2℃，并為控制在1.5℃而努力的一種技術措施。為了實現這一溫控目標，我國提出碳中和的目標。根據評估，如果溫升控制在2℃時，全球需要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碳中和；如果1.5℃時，碳中和實現時間需要提前至本世紀中葉。

所謂碳中和，就是人類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與大自然吸收的溫室氣體相平衡，或稱“凈零排放”，目的是維持大氣層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相對平衡，溫升不再發生變化。碳中和并不是指零排放，可以排放一部分，只不過排放量與大自然能夠吸收的溫室氣體相當。

實現碳中和靠什么？首先是減少碳排放，主要是發展非化石能源，逐步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其次是發展可以實現凈零排放的工藝過程和技術，取代傳統的工業過程，把溫室氣體排放減少到最低限度，實在無法減排的部分通過碳匯、碳捕集和封存加以中和。形成碳匯主要是靠森林保護和植樹造林，不亂砍濫伐，增加森林蓄積量，也就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來的：要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因此，我國宣布到2030年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

《中國經營報》：中國提出“碳中和”目標有哪些歷史背景？你如何評價中國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作出的貢獻？

李俊峰：人類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知，經歷了從一個科學認知到一個政治共識的過程。

19世紀，科學家們發現地球與其他星球不同，它的表面存在一個大氣層，大氣層具有溫室效應，也稱“花房效應”。它對保持適宜人類和萬物生存的溫度、各種氣體（氧氣和二氧化碳等），以及大氣和水循環系統、空氣流動等自然基本條件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來，科學家們研究發現，工業化以來，人類生產和生活排放的各類溫室氣體，特別是二氧化碳，使得大氣層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發生了變化。這導致地球溫度升高，進而打破了固有的地球內在平衡，有可能對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生態系統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害。為了保護地球家園，必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由此形成了《聯合國應對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等法律文件。中國是《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的積極踐行者，中國在2020年9月22日宣布爭取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體現了中國履行《巴黎協定》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姿態。

從全球氣候治理法律文件形成歷程上看，中國是《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的主要參與者、推動者，并始終如一地遵守和履行相關氣候治理的承諾與義務。這也是我國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所作出的貢獻。

與中國不同，美國在《京都議定書》達成后，選擇了拒絕簽署，延誤了《京都議定書》的生效；在《巴黎協定》達成并生效后，其又選擇了退出。美國沒有始終如一的堅持，給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制造了麻煩與障礙。

《中國經營報》：碳中和目標的提出對國內外都有哪些深遠意義？

李俊峰：碳中和將推動人類發展模式的改變，推動全球綠色低碳轉型。

這種轉型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增長方式的轉型，不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走向綠色低碳；二是推動能源系統的低碳綠色轉型，構建清潔低碳安全的能源體系；三是生活方式的轉變，倡導和構建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碳中和意味著，能源系統要實現碳中和、工業體系要實現碳中和、交通和建筑等體系也要實現碳中和。其中，能源系統實現碳中和，意味著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工業體系要實現碳中和也意味著以化石能源支撐的工業體系逐漸被以非化石能源支撐的工業體系所取代。交通和建筑體系也類似，像交通工具可能就用電動汽車取代燃油汽車了。這些變化都將為全球經濟增長、工業發展、城市進步甚至每一個人的生活帶來深刻改變。

《中國經營報》：有觀點提到，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發達國家一般需要40～70年，而我國的時間表為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時間表內實現碳中和，對我國而言是一個挑戰嗎？

李俊峰：當然這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和考驗，但是這是一個時代變化問題，不能停留在過去時代看現代。發達國家過去時代還沒有提出實現碳中和問題，他們通過使用化石能源實現了現代化，然后實現碳中和，我們則是實現碳中和的過程中實現現代化，這就意味著我們不能走發達國家的老路——通過消費化石能源實現現代化，因為從現在開始全球主要的經濟體都要碳中和了，都要實現能源系統的低碳發展，實現碳中和的過程中，人類將迎來非化石能源支撐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體系。中國不能落后于時代，必須迎接挑戰和考驗，和世界大多數經濟體一起，進入碳中和的新時代，這就像5G時代來了，大家一起進入5G時代，是一樣的道理。

有困難就要直面，關鍵是否有決心要不要改變的問題。想要改變就能實現碳中和，不想改變就很困難，這甚至比國際承諾更為重要，最重要的是朝著這個方向走。這是一個時代的進步，實現它可以快可以慢，但是不要拒絕它。

《中國經營報》：實現碳中和目標，你認為我國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是什么？目前國際上有哪些探索的經驗可以借鑒？

李俊峰：最大的挑戰就是社會觀念的轉變。碳中和是一個時代的進步、技術的進步。如果積極、主動接受，這也將順勢迎來新的時代；如果不接受或被迫接受，就會陷入被動。例如，汽車要碳中和了，燃油車退出市場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全球都碳中和了，中國不接受碳中和，仍停留在燃油時代，整個產業鏈配套和生態環境就有問題了。

能否跟上時代是一個很大問題。假如中國、歐盟、英國、日本、美國等國家和地區都實現了碳中和，全球70%以上的經濟體也都實現了碳中和，這將影響整個經濟發展的產業鏈和生態環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就迫使所有的經濟、企業必須去改變，不改變就將成為一座孤島，任何一個企業和國家也不愿意成為這樣一個孤島。

目前部分發達國家已經實現碳達峰，有很多方面值得我們借鑒學習，比如制度、技術、機制和群眾參與度。其中，群眾參與涉及觀念或理念問題，像德國對于電價高低并不太在意，更在意它的低碳化，即使選擇略貴的清潔能源電力也會表示支持；像購車有人就選擇買電動車，不去買燃油車。這都需要依靠人們自覺性和綠色低碳的意識。

《中國經營報》：實現碳中和目標，需要調動社會哪些力量共同努力？

李俊峰：這需要整個社會的力量，所有地方政府、所有企事業單位都要參與，每一個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碳中和是一個國家的事情，需要將目標分解到各個省份和地區，地方政府和企事業單位應該會有碳減排指標，甚至落實到每一個人。像垃圾分類一樣，逐步落實到每一個小區。

《中國經營報》：碳中和目標指引下，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轉型成為我國能源結構調整的重要方向。具體到“十四五”時期，非化石能源（特別是可再生能源）和傳統化石能源將呈現怎樣一種發展變化，這種變化調整是否存在博弈？

李俊峰：這不能說是博弈。煤炭、石油等傳統化石能源推動了工業化文明，但是也造成了環境污染，人類必須逐步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最終告別化石能源，走向依靠可持續能源的發展之路。目前主要可持續能源就是非化石能源，特別是可再生能源，這是全人類進入的文明時代。不管是化石能源還是非化石能源都是為人類發展服務的。

不同時代，不同的消費占比。在工業化時代，就以化石能源為主；到可持續發展的時代，就以非化石能源為主，目前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是時代趨勢。我國在碳中和目標尚未提出時就頒布了《可再生能源法》，要逐步提升非化石能源比例，提出碳中和目標后，到2030年中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

《中國經營報》：目前，可再生能源光伏發電和風電是否做好了準備迎接碳中和的挑戰？

李俊峰：沒有所謂的做好準備。這就好像考大學，永遠沒有做好準備的時候，永遠都是在準備的路上。以前在低目標、低水平的條件下發展，現在在高目標、高水平條件下發展，所有的能源企業都要不斷修煉，要隨時準備應對更加嚴峻的挑戰。

《中國經營報》：進入“十四五”，風電和光伏發電將迎來平價時代。與之相伴，兩者發展仍面臨消納等難題。你如何看待該問題，解決的難點在哪兒？

李俊峰：消納屬于一個政策和技術問題，不存在利益博弈。目前的消納問題，可能由于政策不到位，政策傾斜后會逐漸解決；同樣，沒有相應的技術措施保障，就會出現棄風棄光問題。這需要在發展中不斷調整各種關系，最終解決問題，還要構建新一代的電力系統和消費調度模式。

原標題：“碳中和”是一個時代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