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榮“被辭職”一劇，正在急劇發酵。
　　3月4日晚間，尚德電力(NYSE:STP，下稱尚德)發布公告，稱公司董事長兼公司創始人施正榮已經辭去董事會主席職務，由SuSan Wang接任尚德董事會主席，并立即生效。施正榮將以董事身份繼續留任董事會。
　　但施正榮次日即通過美聯社發表聲明稱：尚德董事會的做法“非法且無效”，他將竭盡全力保護公司。
　　3月6日，尚德董事會回應稱：董事會堅信，根據開曼群島的法律，任命SuSan Wang為董事長有效且合法。 同日，施正榮表示現任董事會無力解決公司的債務問題。
　　多位接受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稱，本月對于尚德而言非常關鍵。超過40億元人民幣的債務即將在本月到期，但尚德遲遲拿不出解決辦法，這是董事會撤換施正榮的直接原因。
　　這40億元的債務包括，3月15日到期的一筆價值5.75億美元的可轉債，和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銀行貸款。
　　欲解決這筆可轉債，一是到期轉股。尚德在紐交所備案的發行文件顯示，這筆可轉債發行于2008年6月，單個ADS(美國存托憑證)價值為41.13美元，每個ADS相當于1股普通股，這與當時的尚德股價相當。
　　3月7日，尚德收報僅為1.22美元，常理上而言，債權人不可能選擇債轉股，因為差得太多。
　　二是兌付，這種可能性則近乎為零。尚德目前賬面資金僅能夠維持日常運營，除非能夠在3月15日前籌得巨款，否則無法對債券持有人進行兌付。
　　第三種情況是無力還債，尚德進行破產清算。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也較小，接近無錫市政府的人士介紹稱，“尚德破產不可想象，江蘇省政府方面絕不會允許這種情況出現。”
　　第四種情況是債務重組。此前，尚德一直就債務重組事宜與海外債權人談判。“有好幾種方案，或是延期付款，或是先付利息，或是先償還10%的債務。”一位接近尚德的人士稱。但無論是哪種方案，都需多數債權人投票通過，“不過現在看來，上述方案中，沒有一個對債權人而言是有利可圖的”。
　　3月7日上午，這筆可轉債忽然出現轉機。尚德方面宣布，與此前發生糾紛的GSF資本達成協議：GSF資本已經放棄了其在環球太陽能基金中的全部股權(下稱GSF基金)，這使得尚德在該基金的股權從原來的79.3%增加到88.15%。而施正榮在該基金中的股份，由原來的10.7%增加到目前的11.85%。
　　尚德的公告并未顯示股權轉讓所涉及的金額。GSF資本已不再擁有GSF基金的股權，其涉及的反擔保問題對尚德而言也不復存在。尚德在該基金中的資金被激活，為困境中的尚德帶來一線希望。尚德可以通過出售該基金中的股權變現償債，或用該基金作抵押擔保。
　　尚德內部消息稱，目前尚德已與債權人達成解決方案，5.75億美元可轉債中的一半將轉股；另一半在GSF基金做擔保的前提下，分期償還，年息6%。
　　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銀行貸款則“不是問題”。接近工商銀行江蘇省分行的一位金融人士透露，“國內銀行比海外債權人好說話得多。”相對于可轉債，銀行貸款可解決的辦法很多——延期，先償還利息，或者免息，只償還本金……這些都是可行的。
　　該金融人士稱，在江蘇省政府影響下，國有股份制銀行“不會為難尚德。無論是江蘇省政府還是無錫市政府，都不愿意看到尚德走到最壞的一步”。
　　GSF懸疑
　　在宣布撤換施正榮的第二天，尚德就給出了可轉債問題的解決辦法。這一點頗為蹊蹺。
　　解決方案的出爐，完全得益于GSF資本的所有者、西班牙人羅梅羅(Javier Romero)放棄了其在GSF基金中的權益。而尚德的公告并未顯示該公司為獲得這部分權益支付的金額。
　　尚德2011年報顯示：2008年6月，尚德曾出資2.58億歐元，認購了GSF基金86%股份。2011年11月，尚德方面為表彰羅梅羅對尚德的貢獻，幾乎以贈予的形式，將持有的GSF基金6.7%股份轉移至羅梅羅的私人公司GSF資本名下。
　　2012年7月，GSF資本反擔保騙局事發，該事件使得尚德通過出售GSF基金股權補充現金流的計劃流產。
　　2012年初，國內多位財經記者的郵箱中開始收到匿名舉報信，內附詳細文字和圖片材料。由此，施正榮轉移資產、掏空尚德的報道紛紛見諸報端。
　　2012年7月，尚德再次成為新聞焦點。該公司發布公告稱，發現GSF資本的反擔保“可能存在瑕疵”。
　　彼時，接受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表示，作為GSF基金主要投資人，尚德居然在多年之后才發現合作伙伴的反擔保有假，“這簡直不可思議”。
　　事實上，即便是GSF資本提供的反擔保存在問題，對尚德的影響也可能并不如輿論渲染得那樣大。這一丑聞只是給尚德增添了一筆“或有負債”，但只要GSF基金投資的電站穩定發電，正常運轉，尚德就不會有任何損失。
　　反擔保騙局直接打擊的是施正榮在尚德的威信和市場形象。尚德將因可轉債問題破產的言論廣為流傳，其股價一路走低。一個月后，施正榮丟掉了尚德CEO的職務。
　　3月7日，尚德進一步撤除施正榮董事長職務后，火速與GSF資本達成協議，重新激活了其在GSF基金中的投資，給出了可轉債危機的解決方案——此舉被認為是在鞏固金緯和Susan Wang在尚德的地位。
　　此前，尚德內部的分歧已經十分明顯。由于施正榮屢屢利用關聯公司進行交易，轉移資產、掏空尚德，并抵觸無錫市方面的援助方案，海外投資機構的不滿日益增長。
　　機構投資者早有撤換施正榮的打算，施正榮稱董事會已有一個月不讓他參加會議。現任CEO金緯和新任董事長Susan Wang，代表的正是機構投資者利益。
　　施正榮眾叛親離
　　激活尚德在GSF基金中的投資，解決可轉債問題，對無錫市政府、機構投資者和施正榮三方而言，均是利好：機構投資者和施正榮持有尚德股份，無錫市政府在乎就業和銀行貸款問題。
　　然而，施正榮在處理尚德危機中的表現，讓機構投資者憤怒，更讓無錫市政府失望，接近無錫市方面的人士指出，是施正榮自己造成了他今天的局面。
　　施正榮在接受彭博通訊社采訪中表示，撤掉其董事長職務的做法錯誤，“所有股東希望和我談，所有銀行高管也希望和我談。他們想知道為什么施博士沒露面。”
　　但接近無錫市政府的人士告訴記者，施正榮的說法“不完全錯誤，也不完全正確”。無錫確實不熟悉金緯和Susan Wang，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認可施正榮。
　　施正榮曾一手締造了“尚德神話”。他在無錫政商兩界長袖善舞、人脈深厚，為尚德的發展助力不少。在尚德發展之初和陷入危機之后，無錫市乃至江蘇省官方一直在給尚德輸血打氣，保證其持續發展。
　　2012年以來，尚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無錫市方面曾拿出各種方案給予尚德幫助，甚至想到直接出手救助。
　　無錫市國資委麾下的無錫國聯集團，曾準備以財務投資者的身份進入尚德；無錫市方面也曾同意在施正榮以個人資產抵押的前提下，為尚德輸血。但這些都遭到了施正榮的抵觸。
　　施的做法損害了其與無錫政府的關系，“政府也不能白給你錢。作為尚德的董事長，施正榮在維護個人利益，而非尚德利益”。
　　上述人士稱，作為企業的創始人，施正榮其實和地方政府利益一致，他們都不想看到尚德破產。但此間，施正榮卻要同時兼顧個人利益，且手段生硬，引發諸多官員反感。
　　“政府的利益在于不能讓尚德破產，社會成本實在太大”。但無錫官員亦擔心，金緯及其代表的海外投資者也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
　　此前，海外投資者曾希望無錫市政府提供資金，幫助保住上市公司尚德電力，而讓子公司無錫尚德破產，這一做法引起無錫方面的強烈反彈。這意味著無錫市政府將為無錫尚德的破產埋單，就業和銀行貸款等所有壓力都將轉給無錫，而投資者卻可保全上市公司進而抽身而退。
　　施正榮曾希望借助地方政府力量和海外投資人博弈，但顯然未獲成功。在處理尚德危機過程中，施一切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的做法，“導致眾叛親離”。
　　盡管施正榮高調“喊冤”，但多位觀察人士認為，尚德董事會罷免其董事長的決定合法且有效。政府和海外投資者，被認為是影響尚德前途的兩股最大力量，但施正榮沒有贏得任何一方的支持。
　　接近無錫市政府領導的人士稱，解決尚德40多億元的債務，對于無錫市政府而言并不困難，而且市政府亦不希望尚德的控制權旁落外人。“但是，施正榮空手套白狼是讓人無法接受的。”
　　彭小峰的逆襲
　　3月，中國光伏行業突然進入“重大新聞爆發期”。
　　幾乎在施正榮被尚德董事會罷免董事長的同時，中國光伏行業另一“出局巨頭”彭小峰突然歸來。其和施正榮一進一出，折射出兩者不同的政商關系。
　　3月6日晚，賽維LDK太陽能高科技有限公司(NYSE:LDK，下稱賽維)發布公告稱，賽維第六屆第三次董事會會議決定，免去佟興雪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職務，委派彭小峰擔任董事長、總經理。
　　隨后，佟興雪以賽維總裁兼CEO的身份，對外宣布了賽維制定1200人招聘計劃的消息。
　　次日，彭小峰在其微博中難掩興奮地寫道：“春天到了，鳥兒回來了，樹枝開始發綠芽了！”
　　2012年4月30日，在2011年連續三個季度業績報虧后，賽維公布的2011年四季度財報數據更令市場擔憂——四季度共虧損5.887億美元，負債60億美元，資產負債率高達87.7%。
　　彼時，市場非常擔心，這個江西省首家在美上市公司和第二大納稅人無法承受行業下行周期及財務狀況持續惡化的沖擊。一時間，曾被媒體譽為“中國最年輕新能源首富”的彭小峰，成了各路討債人焦急尋找的“楊白勞”。
　　重壓之下的彭小峰，卻一直在傳達積極的信號。他曾公開表示：“現在的賽維，就像十年前的喬布斯。”
　　其背后的底氣，正是良好的政商關系。對于江西省新余市而言，賽維是發展地方經濟無可置疑的核心。
　　2005年，賽維憑借5億元自有資金及2億元政府信托借款，在新余市成功落地。自此，新余發展地方經濟的重點工作均圍繞賽維展開。
　　與此同時，新余市在賽維的產業基礎上陸續引進了超過100多家光伏制造企業。2011年，新余市光伏企業銷售收入的409億元中，賽維貢獻了60%以上。
　　業內人士評價稱，“在處理政府關系時，彭小峰低調謙虛，善于給別人弱勢的感覺。”不善言談、性格隨和、內心豪爽而有點賭性，這幾乎是所有彭的熟人對其之共識。
　　這一迥異于施正榮的性格及光伏產業在新余乃至江西的重要性，為陷入困境的賽維贏得了轉機。危機升級后，新余市火速出手，通過曲線輸血的方式為賽維的債務埋單。
　　新余市工信委負責人，將政企間的關系直接界定為“墻內的事情企業自己來做，墻外的事情我們來參與”。
　　在當地政府近幾年的各種工作匯報文件中，對賽維的融資支持一直是工作匯報的重點。在官方通報中，賽維近幾年的貸款滿足率一直是100%。有知情人士甚至稱，賽維是新余市政府的“義子”。
　　2012年7月，新余市八屆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上審議通過了一份議案，決定由市政府將賽維向華融信托償還信托貸款5億元資金缺口納入同期年度財政預算。
　　賽維與銀行暫時擺脫了危機，而長期風險將由納稅人承擔。這一做法，曾引發國內財經界激烈討論。
　　新余市人大常委會新聞發言人趙鴻鳴稱，在商定這一信托計劃時，盡管賽維已經以資產作為抵押，但相關信托機構仍要求政府將貸款還款計劃列入年度財政預算。因此，該信托計劃的實際擔保人除彭小峰外，還有新余市政府。
　　此前的四五月間，賽維已經以硅片、組件等產品作為抵押，獲得了地方近億元貸款輸血。
　　隨后，新余市對賽維的“搶救”進一步升級，發展到了股權層面。
　　2012年10月22日，賽維宣布公司已與一家名為“江西恒瑞新能源”的公司簽署股權購買協議，后者將以25%溢價即每股0.86美元的價格，購買賽維約19.9%的對外發行股份。
　　恒瑞新能源公司，由北京恒基偉業投資公司及新余市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共同出資組成。其中恒基偉業、新余國資分別持股60%和40%。這一做法不僅緩解了資金鏈緊張，亦給市場注入信心。
　　2012年11月16日，賽維被紐交所告知，其普通股的平均交易價格已經在連續30個交易日期間低于平均每股1美元。
　　根據紐交所規定，賽維被要求自收到通知或下屆股東年會股東提議行動起六個月內，必須促使其平均收盤價達到1美元以上，否則將退市。
　　在地方政府的一系列緊急救助措施下，2012年12月31日交易結束時，賽維股價達到了每股1美元以上。
　　2013年1月30日，賽維又獲得國開行逾4億元貸款，用于其已停產的硅料廠的冷氫化改造。
　　據了解，這是國開行2011年以來首次對賽維新增貸款，也是2012年國開行圈定重點支持“六大六小”光伏企業后批準的首筆信貸。
　　畸形政商關系
　　放眼中國光伏產業，幾乎全是畸形政商關系的產物。
　　短短十年間，中國光伏組件產能占到全球50%以上。全球前十大光伏組件生產商中，中國的企業占據半壁江山，這一切都離不開地方政府對地方明星企業的大力扶持。
　　2001年，施正榮帶著十幾項專利和40萬美元回國創業，輾轉接洽了杭州、大連等多個沿海城市。最后，手里那份250頁的材料被無錫市領導相中。
　　在無錫市政府擔保下，小天鵝集團、山禾藥業、無錫高新技術風險投資公司等八家當地知名企業共同出資600萬美元，加上施正榮的200萬美元(40萬美元現金，160萬美元技術入股)，2001年9月正式成立尚德太陽能有限公司。
　　外界看來，這位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博士是以高科技的優勢豎起行業門檻，獲得了政府的信任，進而取得光伏領域的成功。
　　事實上，光伏組件生產的門檻遠非高端。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前副所長李俊峰曾指出，“沒有核心技術的光伏產業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內控制市場，造成事實上的壟斷，很快就會陷入紅海。”
　　簡言之，中國制造企業的尷尬并未在光伏行業上消減，光伏企業的競爭力仍然來自于規模效應和成本優勢。
　　制造業企業欲上規模、提產能，資金和生產用地是最重要的要素。無息貸款、零地價等優惠條件，成了地方政府鼓勵旗下支柱企業擴張投資的主要行政手段。
　　“在熱火朝天的2005年前后，光伏企業在各地與政府的談判中非常強勢，一般建廠房都是無償的，幾百個億的低息銀行貸款都不帶謝一聲的。”一家龍頭光伏企業的高層告訴記者。
　　這是全國幾百個城市在當時光伏熱潮中的一個縮影。投入大量資源后，地方政府卻發現其技術門檻不如企業當初宣傳的那樣高。
　　在這些企業褪去高科技光環后，幫助企業繼續擴張拿地、用政府信用背書擔保貸款，則成了地方政府的應有之義。2005年至2010年間，此舉催生了多家在納斯達克和紐交所上市的明星光伏企業。
　　全球光伏組件出貨量第一的英利集團所在地保定高新區，在英利入駐之前并沒有明確的產業方向。用時任保定市高新區管委會主任馬學祿的話來說，就是簡單地按照招商引資比拼優惠政策的路子。
　　“有時候會犧牲資源和生態環境換項目；而且后期項目一旦離開，會造成當地經濟的空心化”，保定高新區甚至面臨摘牌之虞。隨著英利的壯大和上市，高新區確立了明確的產業發展方向——新能源，并以英利為核心，相關配套產業快速成長，走上了正軌。
　　現在，保定高新區綜合經濟效益超過不少省會城市的國家高新區。
　　故事發展到這里，倒也是一出“雙贏”的喜劇。
　　隨著歐美等地對中國光伏組件產品“雙反”調查逐漸展開，中國光伏組件的主要出口地市場大幅萎縮。政府在光伏企業創業初期投入的成本，及一旦破產將面臨的大幅失業壓力，令其欲罷不能，不斷以行政措施干預產業走向。
　　在業內看來，尚德與賽維的命運，不單單掌握在施正榮與彭小峰手中，政府及銀行的支持力度才是關鍵。
　　記者近日在采訪江西、江蘇、河北等光伏大省發現，商業銀行早已不愿意介入陷入債務困境、現金流枯竭的光伏企業，對其信貸評級一再降低，但仍有部分曾在稅收和就業方面貢獻巨大的光伏企業，能夠獲得政府背書的銀行貸款。
　　最近的案例，正是前述的賽維以資產抵押向華融申請信托貸款、地方政府以財政預算做擔保；而東營光伏50.38%的股權，則由東營市政府作價1000萬美元收購。
　　這一切，都在侵蝕財政資金和政府信用，損害納稅人的利益。
　　但這種畸形的政商關系卻很難讓人指責，甚至其中自有邏輯：一個有進取心、尋找當地GDP增長點的地方政府，在接受到高科技自主創新企業創始人的項目書后，見獵心喜般將手中所能掌握到的資源，包括政策、國有資本、技術、市場等與之整合，扶持企業；一旦企業經營陷入困境，對當地GDP、就業、稅收又將造成極大影響，必須依靠行政手段對其進行拯救。
　　中國光伏產業，正在上演金融危機中一些華爾街投行“大而不倒”的故事。
　　政府之手何時休
　　新能源行業，乃至所有戰略新興產業，各級政府該不該介入，該如何介入，在尚德危機后，正成為一個熱點話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部主任馮飛認為，光伏企業依靠行政命令推動、依靠“搞運動”的發展方式，違反了產業發展規律，扭曲了投資者行為，不利于光伏產業的長期發展。
　　中國的光伏產業作為戰略新興產業，仍在延續著中國在全球制造業國際分工中身處低端鏈條的舊模式。“穿新鞋走老路，發揮的還是末端組裝優勢。”馮飛稱。
　　多位接受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表示，在新能源發展初期，各國政府均給予支持，這是通行做法，“但是扶持的手法和中國大有不同”。譬如德國，其扶植政策傾向于補貼需求方。
　　新能源的前期研發，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回報期長、風險大、社會資金不愿進入，需要政府去承擔部分風險；而后期市場開發，新能源企業需要依靠政府去協調電網等部門，依靠政府出臺電價補貼來支持新能源和更有成本優勢的火電、水電競爭。
　　馮飛指出，目前中國光伏市場利用能源方面存在的問題是，光伏發電價格偏高，與煤電價格差距過大；國外光伏多是分布式利用，建筑一體化，這也與中國國情不符，加大了推廣光伏市場的難度。
　　江蘇省光伏產業協會前秘書長魏啟東認為，政府要做的是制定好上網電價，補貼光伏電價、促進光伏電站投資，自下而上帶動光伏組件企業的發展。
　　但是在光伏產業鏈中，地方政府并未將大量的政策扶植花在兩頭。“地方政府為光伏產業生產過程提供的不當激勵，是光伏行業產能過剩的關鍵原因。”發改委產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嵎認為。
　　地方政府直接補貼光伏制造環節，“只會落人口實，引發國外頻頻‘雙反’”。
　　在終端市場開發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研究人員認為，現階段中國在光伏應用市場“要謹慎”，不宜大規模鋪開。
　　有能源專家向記者指出，現階段在中國，試圖大規模發展光伏發電、改變能源結構的條件并不成熟。中國處于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發展的過程，“需要大量廉價電力，靠新能源供給不可行”。
　　馮飛亦認為，政府對新能源不能無條件支持，不能扭曲國內經濟的基本面。“核心問題，還是要擺正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從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轉變為一種創造環境，特別是公平環境的創造角色。”
　　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一位研究人員稱，由于中國特有的制度環境，各級官員控制了大量重要資源。由此催生了扭曲的政商關系，“不光是光伏，幾乎每個重要產業都是這樣。”
　　這種政商關系背后的扭曲政績觀，正被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質疑。
　　去年“兩會”期間，包括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和上海交通大學[微博]法學院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曦在內的代表委員，都曾對記者表示，應在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中添加GDP之外的因素，如保障房建設和環保等民生指標在政績考核中的權重。
　　資料顯示，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也都曾舉政府之力扶持某些企業，人稱“東亞模式”。但其“財閥資本主義”“大而不倒”的后遺癥至今猶存，關于該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棟。
　　其中的一大反思是，政府應更多出臺普適性的、鼓勵行業發展的政策，而非由政府支持具體的、個別的企業；在實施過程中，產業政策不能妨礙經濟規律發揮作用，而應順應經濟規律。
　　正如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