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本哈根的舞臺上，有大國、小國、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非政府組織，各有目標，各有利益。在這出紛繁復雜的國際政治大戲里，撥開迷霧，最核心和焦點的爭議在哪里？

　　《瞭望東方周刊》為此專訪了多年研究國際政治背景下氣候變化問題的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曹榮湘。他也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氣候變化與人類發展譯叢”執行主編。該叢書第一階段三部著作《氣候變化的政治》、《氣候變化與民主的失靈》、《全球大變暖：氣候經濟、政治與倫理》將在哥本哈根會議期間出版。

　　爭議之一：“體制”內外

　　《瞭望東方周刊》：哥本哈根會議無疑將是一場艱難的談判。在你看來，最大的爭議點何在？

　　曹榮湘：我把哥本哈根最大的爭議，歸結為“體制”內外之爭。

　　所謂“體制內”，是指目前國際社會公認的兩大框架---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1997年達成的《京都議定書》。前者是一個原則性協議，后者則落實了具體的責任。

　　“體制外”則是指美國為爭奪氣候變化話語權和領導地位而主導的、脫離上述兩大框架的一些國際活動，比如美國推動召開的一系列氣候變化會議、簽訂的多邊雙邊協議、啟動的氣候基金。在美國的推動下，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已分別設立55億美元和2億美元的氣候基金，其總量已經超過了“體制內”的錢。

　　美國為什么要這樣做？我想，是為了取代《京都議定書》，拋棄聯合國框架公約的原則共識，并回避自己的減排責任。這既是出于政治考慮，也有經濟考量。在哥本哈根，美國可能會以“體制外”資金已經足夠、減排協議已有等借口，給談判設置障礙。

　　“體制外”對“體制內”構成了嚴重威脅，這可能也會是在哥本哈根首當其沖的、在臺面上爆發的矛盾。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對體制內外談判的立場是怎樣的？

　　曹榮湘：中國政府認為，“體制外”是“體制內”的補充，歡迎“外”，但主張“外”只是輔，“內”才是主，輔服從于主。

　　《瞭望東方周刊》：那么在“體制內”的談判又存在哪些最主要的爭議呢？

　　曹榮湘：我把“體制內”爭議總結為：一個目標，兩個主渠道，三個原則，四個共識。

　　“一個目標”是指到2020年，全球溫度升高低于2攝氏度，或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小于450PPM。這個目標是聯合國下屬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經過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也與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英國人尼古拉斯。斯特恩提交的著名的《斯特恩報告》結論一致。

　　但這個目標更多是代表了聯合國和歐盟的目標，美國人持有不同的觀點。獲得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的兩位美國學者諾德豪斯和魏茨曼就認為，溫室氣體濃度只要小于700PPM都沒什么問題。

　　“兩個主渠道”是上文提到的兩個國際公約。但目前，《京都議定書》的簽署國數量少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締約國，因此談判工作不得不采用“雙軌制”。在之前的巴厘島會議上，就成立了兩個工作組，一個是包括美國在內的框架公約締約國的“長期合作行動特設工作組”，另一個是“《京都議定書》特設工作組”。兩組同步開展工作，在本次的哥本哈根會議上都會拿出提議。

　　“三個原則”是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正”原則和“可持續發展”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公正”是比較基本的共識，但也并非沒有異議。“可持續發展”原則是指發展中國家要在保證發展的前提下應對氣候變化，要將發展經濟、消除貧困、應對氣候變化結合起來。或明或暗，這一條原則目前所遭遇的壓力最大。

　　“四個共識”則比較具體，主要指：一，發達國家要為歷史排放和當前的高人均排放承擔責任，要承擔中期量化減排義務；二，發展中國家應根據本國國情，在發達國家資金和技術轉讓的支持下，盡可能地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努力適應氣候變化；三，應建立有效的資金機制，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四，應建立有效機制安排，促進環境和氣候友好型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提高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但這四個“共識”，其實并不是絕對的共識，經常受到發達國家的挑戰。一二三四加起來，這十點的每一點都處于爭議之中。可想而知，哥本哈根會議將何其激烈！

　　爭議之二：減排承諾

　　《瞭望東方周刊》：在本次談判中，歐盟、中國、美國被認為是力量最強的三方，中美又剛剛公布了減排目標。你怎么看這出“三方演義”？

　　曹榮湘：歐盟是減排最早、最積極、最堅決的一方。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代言人。中國政府在近日也明確提出了減排目標，結合到中國是發展中大國、產業結構還依賴于高能耗的事實，這已經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承諾，也是非常大膽和有魄力的。中國的承諾給了美國很大壓力。

　　美國的減排承諾是非常不夠的，要知道美國加利福尼亞一個州的碳排放量就比整個法國還要高。因此美國的態度招致了國際社會的強烈批評。奧巴馬上任以來，在全球到處宣講氣候變化和新能源，但到了具體行動上就軟了，是典型的“高姿態、低承諾”。而且奧巴馬雖然將出席本次峰會，但只是前幾天在，并不參加最后的談判，這個行程安排也讓人們很失望。

　　還有印度，減排的壓力也很大。但他們GDP水平還比較低，另外高度依賴煤，還有5億貧困人口甚至還沒用上電，所以做出減排承諾是比較難的。

　　可以想見，哥本哈根會議上將有一場針鋒相對之爭。由于發達國家的減排承諾離國際社會的期望值很遠，而發展中國家愿意自行承諾的又很少(目前只有中國和巴西)，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達成一致的目標可以說希望不大。

　　爭議之三：資金

　　《瞭望東方周刊》：氣候變化不僅是個政治問題，也是個經濟問題。在這方面，是否也存在比較大的爭執？

　　曹榮湘：目前，在聯合國框架下即“體制內”用于氣候變化的基金主要有4大塊。第一是“全球環境信托基金”(GEF)，總額為43億美元；第二是“氣候變化特別基金”，有9000萬美元；第三是“最不發達國家基金”，1.8億美元；還有“適應基金”，8000萬美元。這些加起來還不到50億美元。而據聯合國公約秘書處估計，2030年之前，發展中國家每年將需要1000億美元應對氣候變化。

　　英國首相布朗不久前提出倡議，2020年之前發達國家每年拿出1000億歐元來幫助發展中國家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并提出其中的220億~500億要來自公共投資而非私營部門。這一提議受到了聯合國的贊賞。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贊賞之余也補充說，這一融資力度還遠遠不夠。

　　除此之外還有更大的困難，比如審批程序復雜、操作不夠透明；更傾向于支持能力建設而非具體項目和技術轉讓；對發達國家重視的“減緩”支持較多，而對發展中國家看重的“適應”支持較少等等。此外，受援國還需提供配套資金。

　　在資金的管理上也有不少爭議。目前GEF管理著最大的一塊，發達國家提出，或許可以委托給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專業機構代管，但發展中國家認為這兩個機構代表發達國家利益，不太贊同。

　　而發展中國家內部對于資金的爭奪也很厲害，造成了發展中國家陣營的日益嚴重的分化。

　　爭論之四：技術轉讓

　　《瞭望東方周刊》：技術轉讓方面呢？發展中國家能否如愿得到自己想要的技術？

　　曹榮湘：著名的麥肯錫二氧化碳減排成本曲線表明，到2030年，如果全球減排二氧化碳的總量達到270億噸，其中70%將來自于技術手段。因此，環境友好型技術在這場減排大戰中就顯得至關重要。

　　在技術方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舉個例子，中國2005年的能效比為36%，比世界先進水平低8個百分點，相當于歐盟上世紀90年代和日本1975年的水平。如果發展中國家不能如期得到低碳技術，就將被迫用舊的高碳技術投入基礎建設，此后的重置成本就將更高。

　　技術轉讓方面的爭議，首先是發達國家不愿承認、更不愿承擔歷史排放的責任，不愿轉讓技術給發展中國家。其次是發達國家認為，在傳統的貿易體制(如國際貿易、FDI)和《京都議定書》清潔發展機制(CDM)之下，已經有技術轉讓的成效，再談技術轉讓有點多余；第三是發達國家認為，技術大部分屬于私人所有，技術轉讓應以市場方式獲得；第四是發達國家打著保護知識產權的旗號，認為技術轉讓不利技術創新和開發。

　　爭議之五：適應還是減緩

　　《瞭望東方周刊》：除了以上利益分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根本觀點上一致嗎？

　　曹榮湘：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適應”氣候變化的直接影響，如海平面上升時居民搬遷問題、農業減產問題，是他們最關心的。而對于發達國家來說，通過能力建設、使用新能源等長線手段“減緩”氣溫升高和氣候變化的影響，才是他們的著眼點。這里就引發出了“適應”與“減緩”之爭。

　　一般來說，大國由于環境承載能力強，更注重“減緩”，小國則關心“適應”；強國重“減緩”，弱國重“適應”。非政府組織(NGO)重“減緩”，政府重“適應”。

　　但也有例外。比如阿拉伯石油國家，雖是富國，卻更關心“適應”。只不過他們關心的不是適應氣候變化本身的影響，而是因為新能源的使用對其化石燃料收入和國家利益的影響。他們關心的不是適應“氣候變化”，而是適應“減排”。

　　因此大國、小國、非政府組織、政府，關心點都不一樣，又互相交織在一起，錯綜復雜。

　　我個人認為，在這些爭議當中，中國應該堅持“體制內”的路線，團結發展中國家，做后者積極的代言人和團結者，塑造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而在資金和技術方面，中國爭取的重點應該是技術，因為技術才是我們最缺乏的，也是在目前階段最有可能通過談判打開的獲取大門。